6年不租房，从住办公室到四海为家

发布时间：2024-11-11 23:55

口述 | Mantis

整理｜李纯

Mantis是我们通常谈论的那类“怪人”。她和我约在北京青年路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身穿黑色外套、戴一顶鸭舌帽的她，非常健谈。十年前，Mantis是一名普通的上海白领，有稳定的工作和感情。后来，她的生活经历了一场变故，她辞职，卖掉所有的东西，几乎只和背包相伴，从欧洲、北京到新西兰，在持续了两年之久的自杀情绪中，开始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冒险。

Mantis说，用背包客形容她并不准确。从某种层面上，她比背包客更决绝，她拒绝了普通人所认为的幸福生活，甚至没有固定呆的地方。那次见面后，我被Mantis那些光怪陆离的经历深深地吸引了。通过她，你可以知道，生活是如此丰富，一旦坚定地开启其中一条道路，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非凡地活下去了。

以下是Mantis的口述：

2009年，我28岁，已在上海工作6年，是盛大网络一名游戏设计师。跟许多初出社会的年轻人一样，遭遇了一轮迷失自我的严重抑郁症。加上跟前任的分手，整个世界就崩了。

我把所有的家当都扔了，离开了上海。对于买一个东西要想十个理由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重建三观的惨烈过程。那些东西拿在手上，没有温度，没有感觉。那是最本质的失去，跟你想不想扔都没有关系了。

留下一个15kg的包以及十来万存款。我站在马路边，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那之后，差不多有两年，我深陷在自杀情结中，觉得自己活着是个拖累，挣扎了一年多没办法缓解，我终于在内心和自己妥协讲和，同意自己去死。然后我把死前想干的事，从易到难，一件一件列出来，准备做到哪儿算哪儿。

第一件事是去欧洲逛一圈。我去了意大利。学艺术的人对意大利都充满向往，我想去意大利把能逛的美术馆都逛一遍，再去一趟梵蒂冈博物馆。最后再去隔壁巴黎拜访王尔德的墓，给他写一封情书，送一朵百合花，在王尔德的墓碑上留了我的口红印。

我在欧洲待了快一个月。签证，机票，住宿，博物馆门票一共花了一万出头，欧洲的博物馆有免费日，整趟行程我把所有的免费日都囊括在我的计划里，做了一个很精密的计划。

意大利的艺术氛围把最开始支撑我生命的东西激活了。而在旅行中我遇到的很多人，更是给我的生命输入了新的东西。

在罗马，我住的家庭旅馆老板是一位60岁的老阿姨，乐观而质朴。她快50岁才去的意大利，在人生地不熟的意大利，一句意大利文不会的她，重新开始了人生。阿姨给我讲了她当年来意大利打工的故事，从什么都没有，攒钱，到现在拥有自己梦想中的家庭旅馆。这个故事，对当时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来说是很震撼的。我突然感觉到，在她面前我是多么的渺小和无能，一点事情搞得自己要死要活。然而感觉到这点的时候，更觉得自己可以去死了。

阿姨包了我在罗马期间每天的早餐和晚餐，午餐用早餐打包，怕我没有钱，在外面吃不饱。回来我累得要死，鞋袜脱了就睡觉。早上醒来，我的袜子、内衣裤，全部洗得干干净净，烘干了放在旁边。我说：“阿姨你是旅馆老板，用不着做这些事情。” 阿姨说：“你存了那么久的钱，费尽周折从中国来到意大利，不是来洗内裤和袜子的，你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那一瞬间我才发现，我这条自己看不中的贱命，却被别人如此珍视对待。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慢慢地，把已经碎成碎片的自己一点点地拼回来。

在欧洲，我很颓废，大部分时间都在感受周围陌生环境对自己固有思维的冲击。我一直说，如果遇到问题、受到伤害、觉得人生完了，其实不是完了，而是你人生拥有的东西太少，你的世界只有这个，所以它崩塌了全世界都崩塌了。当年我所受的伤害还在那儿，不会因为旅行而治愈，但是旅行可以在生命中塞进很多新的东西，让我的世界变得非常得大，那个伤害占的比例就逐渐变小，小到只有1%，即使不治愈，也不致命了。

从欧洲回来后，我不那么想死了。一口气干了很多“将来有钱有时间了”才会干的事，突然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废柴，自信心慢慢地拾回来，甚至可以说开始有点嚣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事情不敢想不敢做。另外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我对物质没有欲望了。

Mantis在罗马机场过夜。

Mantis在意大利的蒂沃利Tivoli车站。

罗马街头，黑色雕塑是个活人，Mantis说罗马的乞丐都像艺术家。

差不多有6年时间，我没有租过房子，晚上在哪儿就睡哪儿，时时刻刻带着自己的牙刷。

以前在上海时也和普通的女孩一样，每个星期逛街，买一堆衣服鞋子。那以后，为了活动方便，我只背一个包，一根牙刷揣在腰间，真正地四海为家。这种生活最不能忍的就是让行李变重，因为很难背。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拒绝任何增加行李的东西。即使发展点小嗜好，也以满足这个条件为基础。为什么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极品吃货？因为东西吃下去不占地。

从欧洲回来后，刚好遇到一个我在北京金山工作的朋友，要和她男朋友私奔，但她在公司的位置很重要，老大叫她找个人顶，她给我打了个电话，求顶。我从欧洲回来，飞机刚落地在北京，就去面试了。老大很满意我的能力，只是，我工作的情况可能和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

我的背包塞在工位底下，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就睡在会议室的会议桌上。金山是一个地铺文化起家的公司，到了晚上，很多程序员穿着秋裤，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对通宵留宿的员工见怪不怪。只是没人像我这样，房子都不租，没有要回去的地方。我一开始大条地以为金山那么大一栋楼，也不止我一个人留宿，同事们肯定不知道，后来才发现所有人都知道。

因为很多时候，晚上我工作得非常晚，导致我没办法早上9点醒来，有时候一觉睡到11点。会议室是落地窗，来上班的同事就会看到一个防潮垫、毯子、枕头等装备齐全的人睡在会议室桌子上。来来回回，大家就都知道了。

金山的福利很好，有食堂，有24小时的浴室，洗发水、沐浴露都有。每隔两个星期，我会把衣服拿去朋友家洗。但洗完澡总要洗内衣裤，我就把洗好的内衣放在桌子底下的电脑主机箱上，这样干得快。

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有些部门的同事会拿我今天要怎么穿衣来打赌。像我这样一个平时穿拖鞋睡衣上班的主，一直被当成一个新奇的怪人。记得生日那天，我洗完澡之后，围着一条浴巾就出来上班了。结果那天，他们给我写的生日卡上有一排显眼而绝望的字迹：姐！穿衣服的风格让人永远猜不透。

我笑翻了。这厮一定因此输了钱。我觉得好好玩，也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风格。不过，那时候我本能地和同事们保持点距离，因为还没把自己理清楚，总觉得自己不祥，会成为别人的拖累。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会很多同事其实很想和我做朋友，他们对我做的很多事情都很佩服。好些女孩把我当成偶像，甚至为了我和别人争吵。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金山是蛮深刻的一段，很开心，公司的环境让人除了工作什么也不用想。食堂自助餐一天三顿都做得特别美味。住在公司的我，日子过得简单而幸福。口袋里揣着300块钱、三个月后还剩50块时，我开始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毕竟这离正常人的轨道太远了。没有房租、水电、网费、交通费，甚至连卫生纸都不用买一张，又没什么物质欲望，收入几乎只进不出。再到后来，我对发薪日也完全不敏感了，甚至大半年都不查一次工资进账。突然心血来潮地查一下，发现自己有那么多钱了！

我一直坚信，钱这种东西，会花和会赚同等重要。只会赚，不会花，人生其实是亏的。所以我就开始想，怎么性价比高地把钱花出去。

于是，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到处搜寻哪里有美食。下班后，转三个公交四个地铁，都要把想吃的东西吃到。在网上看五块钱的机票，甭管是哪儿，先买下来，到时间请个年假加个周末就出发了。因为住在公司，我不用经历城市交通，星期一早上进公司，星期五下午才从公司出来，所以通常我都是精力充沛。我会飞去没有去过的城市游历，跑去无人海岛裸奔，到没有人的地方爬山……即使是这样，我一个月的平均花费也很难超过500块。

接着，我变本加厉，开始越跑越远，越玩越嚣张。没有做过的事情我都想尝试。

2010年底的一天，我妹发了几张尼泊尔珠峰南坡大本营徒步线的雪山照片给我：“姐，你看多漂亮。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去爬珠峰大本营玩玩。”我说好，转身就去办公室请了二十天假。

珠峰南坡属于尼泊尔，北坡属于中国，我们先飞到加德满都，然后再飞到卢卡拉机场，所有来尼泊尔爬珠峰的人都走这条线。卢卡拉机场号称是全世界最危险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甚至都不卖保险，我们去的时候刚掉了一架，一机人全死。只有中巴车大的小飞机，是俄罗斯淘汰的18人座的机型，真的是破到怕它一边飞一边掉零件，驾驶舱没有隔门，一眼望过去，那些仪表盘上的裂口都是用电工胶布贴起来的。乘客们上了飞机，个个满脸惊愕，都希望有人出来讲句公道话，但是，没有人讲话。

果不其然，这架刚从山上下来的飞机出了问题，一个螺旋桨被冰冻住了，在机场跑了两圈硬是没飞起来。机长打电话叫维修人员，那人空手就来了，对着螺旋桨一阵拳打脚踢，就说，好了，可以飞了。一飞机人都被雷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人讲话。我对我妹说：“这飞机早晚都会掉，就看轮到谁。”

飞机又跑了两圈，还是没飞起来。飞机师才勉强说，好吧，换一架飞机。换的飞机还是很破，但是飞起来了。飞之前，空姐一人给了一块棉花，飞机不隔音，声音特别大，必须用棉花把耳朵堵起来，不然能把耳膜震破了。喜马拉雅山峰很多，飞机一边左右拐着让山，一边摇摇晃晃地飞了20分钟，就听到有人喊，到了。

模模糊糊地，看到前面山壁悬崖口上有一个跑道。跑道口很窄，只能跑一辆公交车。飞机师在半空开始对齐跑道口，他必须精准地让飞机的轮子一接触到跑道口的地面就急刹车，让飞机立刻停住，因为跑道只有400米长，根本没有缓冲降落的空间，而且必须对得非常精准，不然上下左右都会撞山。

飞机急刹车在悬崖上降落后，吓得我站不起来。但是，在卢卡拉机场的起飞，比降落更可怕。我看着那破飞机，回到跑道，屁股贴着400米跑道尽头的山壁，原地不动开足了马力，像愤怒的公牛一样蓄积着能量，然后全力向悬崖口冲了出去。接近悬崖口的时候，飞机摇摇晃晃地离开跑道飞了起来…… 从机场出来后，我觉得在尼泊尔发生任何荒诞的事都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一行共四人，我、我妹、发小和本地导游。去的时候，导游说我们选的路线冬天走有危险。我们没听。我们没有走直达大本营那条线，转而爬Gokyo三湖翻垭口到大本营的线。因为大本营就几个烂帐篷，最漂亮的是走三湖，但路难走。

海拔4100米时，发小开始高反。4200的时候，我妹开始高反。4300的时候，我也开始高反。冬天，山上没有足够的食物，游客也非常少。第七天到达Gokyo的时候，我们三个已经严重高反，我晚上不停地摇醒她俩，不敢让她们睡死了，怕醒不过来。本来打算，翻过垭口去大本营，正好一个环线，但我们感觉已经到极限了，再多留一天都怕会死掉。

我们决定下山，下山的当天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心脏断断续续地开始抽搐。我需要医生。打听后知道，这边整个喜马拉雅徒步线上只有一个医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志愿者，住在海拔3800米的山顶上，我们去的那天下午，整个山全是雾，一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比寂静岭还恐怖。一路摸着走，对着雾里大喊，有人回应才能朝那个方向去。路上遇到两个人，给了我两颗好像是救心丸的药吃下去。走了一天，勉强撑着才找到医生的家。

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劝我在山上停一晚，当天不能下山，急剧的海拔变化身体受不了。他这么一说我才放心下来。和老妹回到旅馆，跟守着行李焦急等待的发小碰头，三个人碰了一下眼神，一言不发地抱在一起。

在上山十天，我们仨已经饿得快崩溃了。我妹说：要不是你十天没洗澡，我连你都想煮来吃了！

从山上下到机场，再看到那个破烂的小飞机。我说就算趴飞机翅膀上今天也要回加德满都。那个飞机没有对票入座的规矩，只要有票就可以抢位置，谁抢到位置，谁就能走。我们没想过飞机可以这样坐，连着错过三班飞机，等发现的时候，只剩下当天最后一班飞机了。三个人瞬间抛开了文明世界的一切礼节，硬挤了上去。

在我们的欢声里，那叛逆的小飞机朝悬崖口冲了出去，完全没有了来时的害怕。死不死什么的不重要，先回加都吃饭。

那一趟之后，我觉得一切生活都挺美好的，有24小时热水可以洗澡就幸福得要爆。

回到北京后，我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游戏谷，跑到盘古大观继续住在公司。期间断断续续地去了很多想去的地方，认识了很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我慢慢地开始接受自己非一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2012年初夏，我拉上另外一个鬼打墙的闺蜜辞了职，暴走东南亚五国，前后近100天。期间在马来西亚仙本那考了进阶潜水员执照。我必须说，潜水的经验对我的影响很大。下到海底40米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世界那么狭小，看到一个七八米的海洋大型动物在我面前呼吸、平静地看着我，意识到它和我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的世界观整个被拓大了。等回到陆地，意识到陆地只占地球的30%，海洋则占了70%时，我才真切感受到人类对地球的理解有多么狭窄。

有了这个感受后，再用车子、房子、工作和收入这些陆地上的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就不起作用了。再也没办法让自己的思维回到那个圈子。物质欲望一降到底，背包里的家当也不再增加。我会下意识地让所有物品控制在搬家时不用麻烦别人的重量范围中。哪天想走，工位底下，包扯出来背上就走。

Mantis在珠峰海拔3800米的一个点。

Mantis和她的旅伴在珠峰酒店前。

Mantis，背后是珠峰。

Mantis在吴哥窟的樟树下休息。

Mantis在仙本那的海岛。

2014年，我和两个朋友去了一趟美国。在华盛顿火车上遇到美国大兵，问我来旅行多久了，我说四个月。对方说：“这不是旅行，你根本是住在美国。”我笑了，要这么说，那我住的地方多了去了。

自从我离开上海，开始不租房的“非人”生活以来，我就不再有旅行的感觉。人在哪里都是一日三餐，吃喝拉撒，一天都是那么过。没有一定要回去的地方，何谈去哪里？在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是生活。我练就了在广场、马路、机场……哪里都能入睡的本事，还练就了各种省钱招数。

美国半年的旅行，我的花销是人民币12000元（其中机票5000元）。我已经练就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活都花不了几个钱的生活风格。一路上我带着两个朋友，除了因拉斯维加斯酒店太便宜不住都亏而住了三天赌场外，其他日子，我们基本都是通过couchsurfing（沙发客）找到本地人收留我们几天。这半年的经历挺有意思，但也很累，我必须让大脑一直处于开动的状态。因为我还带着两个女孩，要找一个本地的沙发主人免费接待三个人，我的情商和英语口语能力都必须放到最大。

我们住过很多人家，有的人非常穷，家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沙发，沙发非常窄，他自己睡主卧，说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们只能在厨房和客厅搭防潮垫过夜；我们也住过非常土豪的主人家，家里有游泳池和温泉，还给我们准备了独立的房间。

其实，找沙发不只是为了省钱，与其住旅馆，我宁愿买些食材、做几顿好吃的给沙发主人，作为一种交换和感谢。我甚至还会说，我会画画，我可以帮你画张像。别人多半会觉得你挺有意思而愿意认识你。

另外，作为沙发客，不止是省了旅馆费，更重要的是，你还能获得很多本地资讯，避免坑爹的游客区。有时候，沙发主人甚至会开车带我们去一些游客去不到的地方。

印象很深的一次，我们去佛罗里达的梅里特岛，沙发主人是一个叫吉布的美国人，娶了个泰国老婆，他们从机场把我们接到了岛上。我和他们说，听说岛上有生物光。看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人都会记得一幕，男主角用手搅海水，海水在熠熠发光。那就是生物光，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光其实是一种藻类，白天肉眼不可见，晚上当它受到撞击，它就会发光。我们去梅里特岛就是为了看生物光。

吉布开车把我们送到一个没有被城市光污染的偏远海滩，夜幕降临，我们一人一只皮划艇钻进了海上森林。晚上，漆黑的海面，船划过的水，跟在船后闪闪发光。当船遇到一片鱼群，鱼群四处逃窜，撞击海水，水底下像烟花爆炸一样美；打水仗时，满天闪光的水花在飞。原来以为是幻觉的东西就在眼前成真了。

大自然太奇妙了，我开始对没有见过的各种人间奇景产生了兴趣。那些你以为不存在、无法想象的景象，我都想去看一下。那之后，我更愿意去没有人的地方，和大自然做更多的连接。大自然教会我的东西，比人类更多。

Mantis在美国西部的大峡谷。

Mantis在美国66号公路，66号公路的公路牌总被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在的。

2016年，我35岁，决定去新西兰留学，继续深造动画。这一次，最亲近的朋友都反对我的决定，因为这是一大笔开销。我平时压根不花钱，北京几年上班赚的钱都要放发霉了，在不增加背包重量的前提下，我的钱要性价比高地花出去，我就只想到这件事。我能理解，在中国社会，35岁的女人像我这么不结婚，不生娃，掏光老底这样折腾，基本是在作死。

但是我坚信：人不作，也会死。

事实上，我非常庆幸来了新西兰。在国内，这个年纪的女人还没有成功事业，再加上不结婚、不生娃，人生基本就算走到了尽头。但在新西兰这个极度老龄化的社会，我发现，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在国内年龄附加的所有压力瞬间消失不见了，没人觉得我这个年龄的人有什么不能干。学校里跟我一般大、甚至比我大的同学比比皆是。

制作电影《指环王》的维塔公司总部在惠灵顿，带活了整个国家的动画和电影业，在全世界都有声望。如果我去不了洛杉矶，新西兰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我申请的学校在新西兰南部，号称是世界上离南极最近的城市。来的时候，我转了五次飞机。朋友看着地图吐槽道：那么远，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来看你第二次。

的确，这远在天边的城市非常安静，没有派对，没人打搅，我在这里也什么人都不认识，是安心做动画最好的环境。学校的教学楼都破破烂烂，但是钱都用在了刀刃上，动画系的电脑实验室所有设备都是最好的，甚至跟音效系的学生还可以合作使用专业的录音配音设备。

没错，我又直接住进了实验室，每天一个人操纵着20多台电脑，整日整夜地工作学习。累了就在电脑桌底下睡一会。导师求我回家睡觉，都快求哭了。她苦口婆心地跟我说：“你想，你做了一个牛逼的动画，但是你死了，也不好玩吧！” 我说：“嗯”。她暴跳如雷：“嗯！你每次都嗯，但是你从来都不改。”

留学的一年里，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部独立动画，并且意外地获得了维塔当年的杰出动画奖。是导师背着我送我的作品去参赛的。之后，维塔总部给我订了机票，邀请我去电影工作室参观，并和他们的动画总监聊天。那个动画总监刚从奥斯卡颁奖礼回来，下飞机隔天就接待了我。我诚惶诚恐。

那天，维塔博物馆的菲利普先生还开了保险柜，拿出了一座奥斯卡小金人给我玩。我大大咧咧地问：“这是假的吧？”心想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可能拿给一个路人菜鸟随便把玩。结果对方说：“当然是真的！这是当年《金刚》赢下的那一座。”我想合个影，菲利普先生笑着说：“对不起，不可以。如果你喜欢，努力工作，自己去赢一座回来。”

新西兰的学费是一年17000纽币（约合人民币7万元），开始是学校提供免费宿舍，后面是在外面租房，一个星期80纽币（约合300多人民币）。没错，新西兰让我重新开始租房了。不过，低消费和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怕是已经改不了了。

新西兰的气候非常好，四季常绿，只在第一周，我因为不熟悉南半球物种而花2纽币买了一颗卷心菜，之后再也没有买过蔬菜。野生的薄荷、韭菜、茴香、豆苗……到处都是。我开始研究本地的植物、蘑菇、海藻……读了很多比雅思阅读还难的专业文章，拜师了很多土著毛利人，搞清楚了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往树林里钻。周围的朋友调侃我，说我是一个被动画耽误的植物学家。

除了植物，海边的石头上有密密麻麻的海虹和鲍鱼。我还学会了看潮汐以及极光预告，知道什么海域里有什么品种的海鲜……知识就这么积累了起来，我和自然的联系也更紧密了。这几年，我在自然中真实地感受到，生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我一直都说，死后要把自己做成对动物们而言的美味佳肴，希望他们可以饱餐一顿，继续他们美丽的生命。我也就回归了大自然的食物链。完美。

按新西兰的法律，留学后我拿到三年的工作签证，并在基督城找到了一份动画师的工作。去了之后，我发现整个公司全是毛利人。毛利人的文化我一直都很感兴趣，因为我去掐野菜、认识植物，最开始是毛利人教我的。进入毛利人的社区后，我和毛利人的关系越混越好，这个民族太可爱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工作时光。

我一直计划着想去趟南极，想去看看野生帝企鹅群。据说因为全球变暖，帝企鹅不久的将来会灭绝。从小我就很喜欢企鹅，上大学的时候，我还给南极探险队写过信，问他们需不需要人，结果人家没理我。新西兰靠近南极，但是旅游团去南极太贵，经新西兰去南极的科考队船只挺多的，我想，是不是有哪只船可以捎上我？无论如何我都想去一趟南极，在帝企鹅消失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