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也是另一种投资

　　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

　　以消费需求为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易于发现有合理回报的投资方向。

　　投资可以促进消费。当企业增加投资时，一般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收入，进而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此外，投资常常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扩张的供给可以降低商品价格或增加新型商品供给，刺激居民消费。

　　消费会作用于投资。当消费者需求增加时，企业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往往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比如购买新的机器设备、扩建工厂或者提升技术等。同时，强劲的消费市场通常意味着企业预期会有更高的销售额和利润。这种积极的财务预期会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投资活动，因为投资通常是基于对未来资本回报率的预期。随着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和需求的升级，企业需要不断投资于研发和技术创新，以生产出更加符合人们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这种创新投资不仅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因此，以消费需求为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易于发现有合理回报的投资方向，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并推动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只有无效的投资，没有无效的消费(除了浪费)。

　　政府部门支出会影响居民消费。一方面，财政支出的乘数理论认为，政府支出会转化为居民收入，乘以边际消费倾向后又变成居民消费，继而又成为其他居民的收入及消费，从而产生数倍于财政支出的需求拉动效果。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扩大的财政支出可能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因为居民预期财政支出扩大会使税负增加，从而降低居民预期收入，最终挤出家庭消费。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可以随着时间转换的，这也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早期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商品供给短缺，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驱动。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转变，投资边际回报率下降，消费逐渐决定投资的走向。

　　什么是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达到稳态时的产出水平，即决定了经济规模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次，储蓄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或者说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当前有一种观点强调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尽可能依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实际上索洛模型早就揭示了这一点。一国储蓄率对于该国经济能够达到多大规模很重要。换言之，投资对一国经济规模至关重要。对于两个初始状态相同的经济体，外生的储蓄率决定了这两个经济体最终所达到的稳态经济水平，即人均产出水平。如果一国储蓄率高于另一国，那么每期新增资本会高于另一国，并带动产出增长，从而在达到稳态时该国的人均产出就会高于另一国，稳态资本存量也会高于另一国。

　　由此，很自然地得出的一个政策启示是：一国为了提高稳态产出水平，即想要拥有更大的经济规模，跻身世界经济规模前列，就应该提高储蓄率、增加资本积累，并不惜代价抑制消费。一个极端情况是该国人民不吃不喝，储蓄率为100%，那么所有产出都用于资本增长，最终能够达到最高产出规模，然而其代价是毫无国民福祉。反之，如果一国特别强调消费以增进国民福祉，那么较低的储蓄率会使得每期新增资本较少，产出增长较少，直至稳态时仍然只达到一个偏低的产出水平，而且偏低的产出水平也仅能支持消费达到一个不算高的稳态水平。因此，提高储蓄率能够提高稳态产出水平，加大投资能够做大经济规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代价是减少人们的消费及福祉。

　　从经济模型的论述中，有几点启示或共识：首先，投资对经济增长很重要，或者说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很重要。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达到稳态时的产出水平，即决定了经济规模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次，储蓄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或者说投资不是越多越好。储蓄率过高会忽略消费的意义，而实现无限期内世世代代总消费最大化才是全社会的目标。不仅如此，过高的储蓄率带来资本存量扩张，与之伴随的是维持投资水平上升，即维持规模如此巨大的资本存量使之不萎缩就需要保证每期投资不能停止或减少。再次，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最优组合。索洛模型认为存在最优储蓄率使消费最大化，资本达到黄金法则水平。更进一步，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模型认为存在鞍点路径使消费和投资组合能够达到最优增长路径，至于对各个经济体而言何为最优增长路径以及政策如何实现最优增长路径，受到竞争格局、文化习惯、风险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重投资而不重消费。这种模式侧重于增加资本投资和生产能力，即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该模式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弊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供给明显短缺，投资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投资回报率递减，供不应求的局面已鲜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产能过剩、资源错配、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大规模投资和快速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投资和出口减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对增加。然而，在此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则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了两国政策着力点的差异。

　　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与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呈相反走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以前，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总储蓄占GDP比重都呈现相对稳定的趋势。2000年以后，美国的储蓄占比先小幅下降，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反弹；而中国的储蓄占比则从36.4%上升至2010年的高点50.1%左右，随后逐步下降至2019年的44.0%。

　　新冠疫情期间，中美的储蓄率均有所上升。美国储蓄率上升主要是因为发放的大量财政补贴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在补贴政策停止后，该部分超额储蓄迅速转化为消费。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大多数居民选择预防性储蓄。

　　如何促进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往往是波动的，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然而，消费通常是相对稳定的。通过消费来带动投资，发挥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提出了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两个办法：一是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二是扩大有效益的投资。那么，何为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简单来说，有效益的投资就是产出最终能实现销售并获得利润的投资，这是由需求端和供给端共同决定的；有潜能的消费则是能促进投资不断产出并扩大生产的消费，这主要取决于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相互影响。具体而言，需要分析消费和投资的各自决定因素。

　　(一)理解消费：消费的决定因素

　　纵观消费理论，无论是古典经济理论还是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后期的永久收入假说等，无一例外都非常强调收入或产出水平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

　　尽管各种消费理论的假设或推演方式有别，但有几点共识：第一，消费受到收入影响，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人们消费多少也受到农作物产出的影响。第二，人们具有平滑消费的能力，不局限于当期消费，不愿意饥一顿、饱一顿，而是尽可能平滑可预见时间内的消费。第三，消费意愿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受到主观偏好、借贷约束、延时满足等影响，更重要的是消费意愿会受到收入及预期收入影响，也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收入会通过收入本身及其对消费意愿的影响这两个渠道共同影响消费，从而强化第一点。

　　(二)理解投资：投资的决定因素

　　相较于丰富的消费理论，专门讨论投资的经济理论要少得多。古典经济学认为投资是一种创造性的冒险活动，强调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随着原有固定资产的折旧，如果没有投资，就无法维持再生产所必须的资本存量水平，经济生产能力就会萎缩。通过投资能够维持资本存量水平不下降或上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消费增加和经济增长。

　　纵观有关投资的经济理论，尽管不如消费理论那般丰富，但有几点共识：第一，维持一定水平的投资对经济正常运行是必须的。每期投资的一部分是用于弥补资本折旧，维系存量资本不萎缩，剩余部分才是新增资本。随着资本存量扩张，每期所需维持资本在增加，也就是说过往投资积累的资本存量都需要当期投资去维护，维护后还有剩余的则是在既有资本存量上再新增资本。第二，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的牵引作用巨大。关于储蓄是否会百分百地转化为投资，(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无异议的是除了受到储蓄这种“量”的影响外，投资还受到另一组力量牵引，那就是以资产回报率为代表的“率”。

　　(三)以消费带动投资

　　投资和消费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往往是波动的，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然而，消费通常是相对稳定的。通过消费来带动投资，发挥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政府支出及投资的作用

　　中国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主要体现在政府投资上。采用2000-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以303座城市为截面的面板数据，检验消费对投资的影响。在面板回归模型中，采用居民消费作为消费的代理变量，采用固定投资作为投资的代理变量，采用地方政府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代理变量。为了部分减轻内生性，我们对消费采取滞后一阶处理。下列图表第(2)列表明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非线性关系，而政府支出对该影响起到调节作用。

　　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引起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替代效应。政府投资增加，难免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用于政府项目，相对减少了用于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资源，可能缩减居民消费对投资的刺激作用。

　　政府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进而引发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指经济中生产能力超过了实际需求水平。当出现产能过剩时，企业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超过了居民的需求，这可能导致实际通胀水平下降。此时居民会觉得延迟消费可以获得更低的价格，因此可能选择推迟消费。

　　企业为了减少库存，也会减少投资。投资下降影响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支出，导致产品需求进一步下降，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并压降通货膨胀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经济增长模型无一例外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更是如此。

　　从索洛模型来看，尽管提高外生的储蓄率能够提高稳态经济规模以及由人均产出所衡量的生活水平，但是生活水平根本上取决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生产函数的形态。只有明确了生产函数中单位要素投入能够有多大产出，才能够讨论储蓄率高低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经济增长模型通常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类似于天上掉馅饼式的技术进步会带动生产函数向外扩张，但现实中技术进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孕育于投资和消费过程中。

　　具体说到投资与消费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又会涉及到经济运行的供需结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比如，是厂商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还是消费者需求升级使然。又比如，在服务消费占消费比重提升、无形资产投资占投资比重提升时，消费和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在发生改变，消费不仅是衣食住行，而且包括教育娱乐医疗居住等，投资可能不再是一台台庞大的机器设备，而是一串串代码。消费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很重要，而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未能刻画这种交互影响。

　　◆资本边际回报率、投资与消费

　　资本回报率会影响投资已经几无争议，但资本回报率也与消费有关则少有提及。消费增长意味着厂商生产产品能被消费者认可，没有滞销，实现了从产品形态向企业营收的转换，因此消费增长带动资本回报率提高则有利于维持厂商部门生产积极性。当然，作为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另一条出路，投资也能够吸收当期产出并用于下一期生产，但如果这样，厂商部门就需要不断向家庭部门借贷并造成债务累积，以及最终仍需要通过消费来吸收剩余产品。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产品卖不出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惊险的跳跃”。

　　因此，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只有下一期消费扩大，才能增加当期投资。投资对于维系下一期生产固然很重要，但消费对下一期生产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一方面，消费用于维系劳动力生存进入下一期生产；另一方面，消费增长有利于提高资本回报率，激发当期投资与下一期生产积极性。即使撇开消费维系劳动力生存的作用不谈，狭义而言，只有投资才能提供资本积累、进入生产函数、提供经济增长动能。消费影响资本回报率、激发投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结论/

　　本文回顾了经济学理论模型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及世界银行的国别数据，在不同视角下检验了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实证关系。结果发现，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正均衡关系，这是传统经济学文献所忽视的。我国消费占比仍远低于最优水平，经济增长模式应由政府引导投资逐渐转变为以消费促进投资的模式。

　　投资是延迟的消费，消费则是另一种投资。当个人或企业进行投资时，是将当前的资源用于生产或发展，而不是立即消费，这意味着他们将享受回报和利润的时间推迟到未来。因此，投资可以看作是将当前的消费延迟到未来。消费则不仅仅是满足当前的需求，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通过消费，个人或家庭可以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满足需求，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同时，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有引领和促进作用，成为一种潜在的投资力量。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是短期促进经济增长的良药，更是长期持续发展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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