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九来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生活书店企业文化新探

发布时间：2024-12-10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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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店务通讯》与《会议记录》是生活书店两份重要的史料文献，在真实而丰富的实录中呈现出书店民主、忠诚、服务等多彩的内部文化景观，这些文化内景与其外部公共形象是和谐一致的。“民主的纪律”是书店文化的价值观内核，它是基于企业的合作属性、管理制度的人性化、领导人的伦理型人格等共同凝结而成的。这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深刻揭示了出版业文化性与商业相统一的本质属性，尤有现实的启迪价值。

【关键词】生活书店；企业文化；邹韬奋；《店务通讯》；《会议记录》

【作者】洪九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2期。

生活书店

在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进程中，邹韬奋创立的生活书店具有独特而持久的角色意义。革命、民主的使命追求，启蒙、服务的文化担当，守正、创新的品牌意识，使企业的价值追求与实践业绩达到了完美统一，这是生活书店留给当时社会与读者最为显著的文化形象。生活书店为什么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版业的激烈竞争中异军突起，并在三四十年代的艰难时世中获得极大的成功？成因是多方面的，时代提供的机遇加出版英才的智慧、先进的出版理念加敏锐的市场意识、科学的管理制度加与时俱进的经营策略，凡此诸端均是其成功的构成要素，过往的研究也多集中于从这些要素的若干侧面窥探其成功之道，成果积累颇为丰厚。迄今最为完整、全面描述生活书店成长史的专著当属《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该书分时段梳理了书店20年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尤其对书店于抗战前后迅速成为全国进步文化阵地的经营方针与策略有全方位的描述。从书店的进步理念、出版艺术、管理特色、“人才主义”、服务精神等角度具体剖析书店成功的文章不胜枚举，其中以赵晓恩《生活书店的经营之道和斗争艺术1—6》（《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8期至2000年第1期连载）、梁得学《生活书店经营管理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最有代表性：前者为生活书店老人的回忆性文字，多为书店经营的亲见史料，能补《生活书店史稿》的不足；后者重点分析了生活书店外部品牌形象建立以及内部科学、民主管理制度完善两方面的内容，是较早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整体探讨书店成功规律与价值的论文。另外，对生活书店的研究与对邹韬奋先生的研究是关联一体的，“生活书店”一直是韬奋研究中出现的高频热词。如国内邹韬奋研究专家陈挥著有多种版本的韬奋传记，最新的《中国出版家邹韬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近一半的篇章用于介绍邹韬奋如何创办生活书店（包括前身《生活》周刊社）、“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概而观之，至今对生活书店的研究尤其是其成功之道的研究成果数量多、议题广、向细微处拓展等，都是值得肯定的动向。但是如果仔细检视既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失，如“重复研究现象较为突出，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缺乏突破性进展”。具体而言，就是对生活书店成功之道的史实、策略等离散性研究有余，而系统性的研究尤其是理论上的建构不足；对其成功的外部性文化形象描述较多，而对其内部性本体特质挖掘不力，尤其从企业文化生态的深层角度触摸书店成功真谛的研究更不多见。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聚合现有研究中有关生活书店成功的一些离散、外显的现象，从“企业文化”这个触及企业思想观念与价值资源等最为内核的层面来探究其成功的奥秘。所谓企业文化，现代企业行为学上也称组织文化，“是一组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共享的价值观，它们帮助组织成员理解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以及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些价值是通过故事和其他符号含义来传播的”。现代研究显示，拥有强大文化的组织绩效显著高于那些没有文化的组织。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要拥有主导性与一致性的共享价值，同时，企业通过如故事、口号、逸事等仪式性符号把它传递出来也是应有之义，这称为强化文化行为，如企业建立奖惩制度、宣讲员工行为、建立沟通仪式，等等。现代出版业是传播知识与思想的文化性组织，但本质上还是遵循市场规则运行的经营性企业，像生活书店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经营与管理制度，其经营性的企业属性更是明显。所以，“企业文化”因素在生活书店这类文化性企业的成长中更显浓郁，它与企业成败得失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以“企业文化”为视角探究书店成功内因当有所获见。再者，生活书店外显的社会形象并不完全等同于其自我的本体文化，两者内在一致但表征是自成体系的，从“企业文化”的角度也能揭示其外部形象建构与内部自我修为、社会表征与本体归因相统一的关系。

生活书店身前一直有“故事”传播的文化习惯，身后又有“存史”追忆的优秀传统，累积而成的相关企业文化研究资源极其丰厚。《店务通讯》是1938年1月生活书店于汉口创办的一份内部刊物，至1941年1月于重庆终刊，前后共出108期，记载了抗战前期书店内部的规章制度、业务经营、员工生活与思想状况以及外部出版同行与文化界的诸多信息，内容十分丰富而又连贯。生活书店管理层对这份小刊物寄予厚望，称其为“全体同仁对店务发表意见的公共的园地”，并要求其“内容充实需赖全体同仁的努力”。因此，《店务通讯》不仅是一个客观呈现生活书店企业文化信息的有效载体，更是企业宣示价值观、培育使命感的“机关志”，浓厚的媒介仪式感使刊物本身就成为书店企业文化的一个符码。近年来由韬奋纪念馆陆续整理出版的多卷本《生活书店会议记录》实为该企业成长史的又一份实录，完整留存了书店自1932年创立起历届理事会、人事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的议程活动，涉及书店的管理制度、人事安排、业务经营等重大事项，是洞悉其经营文化理念的珍贵文献。从史料的角度看，《会议记录》与《店务通讯》一为企业高层的议事档案，一为企业全员的开放论坛；一者偏重于企业战略性的制度安排，一者注重于日常性的宣讲教育与情感交流。两者分别自成体系，但又能互相印证、补充，尤其对抗战初期生活书店的企业内景形成了互相匹配的资料链，一并成为领略书店企业文化风貌的有效文本。

民主、忠诚、服务：

生活书店企业文化的品质呈现

Democracy, loyalty and service

1936年11月，生活书店的出版重心西移至汉口，为了文化的持久抗战开始实施“挺进计划”，在广袤的内地开设多家分店或办事处。基于“互动消息，多得联系”的业务需要，汉口分店于1937年年初自发创办了“通讯”，希望各地社员“来报告一些关于总分店办事处的业务进行计划、出版界消息、文化人动态，以及各店和办事处的扩展情形、同仁的生活近况等等”。从前20期的栏目与内容看，通讯近乎是一份纯粹通报企业出版业务讯息的内刊。但随着同年7月1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在汉口的成立，原来很少参与“通讯”编辑事务的邹韬奋“渐渐感觉到‘店务通讯’的重要”，要求提高通讯的印制质量、扩大传阅范围，“希望每个同事都能看到每一期的‘店务通讯’”。更重要的是，邹韬奋对这份内刊的性质与定位有了全新的思考，他指出：“今后《店讯》要做到成为同仁生活思想技术之教育训练的刊物，成为沟通同仁意见共同讨论本店业务的刊物。通过这刊物，要将同仁为大众文化及民族解放而努力之目标统一起来，精神一致起来。”由此，通讯进行了较大的改版。例如，结合书店当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或正在实施的重要决策，把每期的开篇栏目“每周谈话”内容设置为引导性的议题，向全体社员自由征稿，在刊物上进行公开、持续的讨论。书店的管理高层如邹韬奋、徐伯昕、张仲实、艾寒松等也带头在刊物上发表大量署名文章或报告，尤其是邹韬奋从通讯第21号（1938年8月13日）起开始实名的“每周谈话”，至终刊前的80多期基本没有间断。《店务通讯》由此转型为一份议题广泛、价值引导、自由发言的企业内部论坛。随着书店总管理处于1938年10月再次西迁重庆，存续了两年多的通讯愈发凸显了这种新的办刊方针，从而“在培养生活书店职工这支革命队伍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生活书店的成功法宝是什么？邹韬奋身前曾这样自述：“说来也简单，它内部的基础建立在苦干的精神和民主的纪律，它外部的基础，除了书刊有着正确丰富的内容外，最重要的是自从生活周刊社成立以来的传统的对于读者竭尽心力的服务精神。”这个解释其实正是对生活书店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言简意赅的表达，一语点明了刻印于书店发展史上最为显著的几种价值表征，如浓郁的民主气质、忠诚的团队意识、全面的服务精神等。在《店务通讯》以及《会议记录》林林总总的记载中，这些文化特质有淋漓尽致的呈现。

在旧中国有影响的大型出版企业中，生活书店浓厚的民主气质是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它根源于书店民主集中制的建社原则与历史传统，但直接体现在书店常规业务与店员日常生活的当下情景中。邹韬奋认为，“在民主的环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交换意见，沟通意见，由此尽量反映公意。”这对于生活书店这种本体带有民主属性的组织尤为紧要。例如，为应对战时的现实需要，生活书店于1938年年底设立了总管理处，改变了原来总店—分店的管理架构。这一新型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分工合作，和衷共济”，总管理处有全面规划与考核指导的责任，“一方面尽量容纳各分店工作同志的合理的建议，一方面尽力帮助各分店同志解决问题”，而各分店在本职范围内负有工作报告及贡献意见的责任。为了使这一具有民主化色彩的管理制度在决策过程中得到落实，邹韬奋先后向各地分店发放了八种调查表，广泛征求建议，求得共识。这也是触发邹韬奋当时重视《店务通讯》的一个具体动因，他借助通讯“要向同人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请每个同事把他胸中所要说的话，无论是对本店任何部分工作或任何个人的批评或建议，都丝毫不隐瞒，丝毫不必忌讳地写信告诉我。……我的目的是要根据实际的检讨，为本店整个文化事业开辟光明之路”。因此，在通讯这个开放的平台上，议题涉及生活书店内部的组织、管理、人事、学习等全方位的活动，既有如编审委员会的改组、合作社章程的制定与社员大会的召开、理事会等领导机构的选举、社店分离的经营策略等全局性的决策议题，更有如薪酬调整、发行与财务实施细则、个别员工的奖惩与离职、新老员工的关系、职工的读书与业余生活之类的具体事项，事无巨细，均能开诚布公，畅所欲言。甚至像如何办好《店务通讯》这种纯属编务自身的问题都能摆上刊面让店员进行热烈的讨论，以消除部分“读者”（店员）对刊物“公事式的敷衍”态度，求得同仁对刊物不是总管理处的“广播”而是“自己的喉舌”的最大认同。总之，从预设的办刊目标，到实际的议事内容与效果，《店务通讯》都践行了邹韬奋提倡的“有话当面说，不要背后说”的言路风格，是书店文化中民主主义底色的成功写照。

公开、包容的民主作风是生活书店存身立本的文化根柢，但只有把它涵化于企业每一个主体的行为意识与实践活动之中，才能释放出潜在的文化效能，凝结为企业集体行动的强大合力。这种力量的具体展示就是由全体员工的忠诚、奉献而汇聚起来的集体荣誉感与团队凝聚力，这也是生活书店在当时出版界近乎超凡脱俗的独特文化风貌。在《店务通讯》中，邹韬奋多次阐述了民主作风与团队集体观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所谓言论自由，当然不是说毫无原则，毫无范围的”，一切要以团结全体员工增强对企业的使命感与认同感，以及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等积极事业为依归，“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要首先顾到整个团体及事业的利益”。因此，像《店务通讯》以及《我们的生活》（书店自治会所办的壁报）这一类刊物“不是纯粹的言论机关，而是本店执行者所共同参加的机关志。既是合于事实的需要与在事实上办得到的具体办法，那末不但仅仅将言论发表而已，同时便须在实际上付之实行”。归结起来，就是个人的言论与团队的行动、民主的氛围与集体的利益是相互倚生、相得益彰的统一关系，这是生活书店努力追求的企业集体文化的精髓。《店务通讯》的许多栏目设置和内容编排均是为培育企业的团队精神而鼓与呼的，如连载邹韬奋亲自撰写的“本店史话”进行传统教育，“地方通讯”及时通报各分店在日寇炮火中艰难营业以及面对国民党严酷查禁而不懈斗争的讯息，“同人介绍”为默默奉献的普通员工书写不平凡的画像，为不幸逝去的老员工发起哀悼并组织捐献义款，等等。凡此种种，意图就是为企业形塑一种融忠诚、坚韧、团结、奉献等优秀品质于一体的“生活精神”，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根植于书店同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之中。譬如在1939年惨烈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中，重庆分店的全体员工不顾生命与个人财产的危险，“当夜英勇地抢救重要文件，在极度疲倦、饥渴、雇不到搬夫和轰炸的威胁下，合力搬运全部重要的公共财物，迅速恢复工作程序”。而大火烧到商务印书馆，“因为所有的职员都跑掉了，以致惨痛地全部烧光”。生活员工对自己企业高度的集体责任意识感到惊奇又引以为豪，自觉表示“还应该把这种精神应用到每件日常的工作中去”。

作为生活书店奠基石的服务精神广为人知，其卓越的品牌形象固然来自社会与读者的口碑，是外部公共舆论对企业公众形象的一种加持与赋能。但就生活书店自身而言，服务作风不是企业单纯为了应对外部市场、取悦读者的促销策略与手段，而是企业自身秉持而且内化在管理行为层面的一个文化原则。用邹韬奋的解释就是：服务作风是“与我们的真正的目标相配合的”，“在本质上即是原则上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技术上的应付问题”。服务精神贯穿于生活书店发展的整个历程，有两点极具个性化的表征。一是时代感。服务理念萌芽于《生活周刊》时期，但其内涵随着时代的要求与大众的呼声同步前进，抗战伊始进入高品质的成熟期。生活书店于1939年4月第五届理事会上正式提出“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三大业务方针，在出版产品上“尤注意大量编印”通俗读物，“以争取广大落后群众及士兵等，建立读者基层”；在营业空间上“必须偏重于战地及沦陷区之文化供应”。很显然，这时强调服务精神既是该店章程中“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基本信条使然，同时又与启蒙大众、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攸攸相关，是一个先进文化工作机构服务时代的必然要求，因而对锻炼干部与店员的品德意志、工作作风、业务技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克服重重困难在后方游击区建立了许多书报供应站，从单纯的企业经营角度看，这固然是提供了一种填补市场、有所回报的服务，因为“敌人的后方已经一年以至六七年不见正确的书报了，是一块新市场”。但生活书店更深层的思虑是：随着抗战进入相持时期，“将来战争重心移于敌人后方，文化工作必须随着军事形势发展，在敌人后方建立起来”，生活书店必须要为文化的游击战提供食粮上的准备。因此，这种企业决策更多是从服务于持久抗战的大局着眼的，立意更为高远。二是主动性。生活书店对服务问题有许多精辟的理解，如服务不是贴标语、喊口号式的宣传，而是一个亲自实践的体验问题；不是在“老板”监督之下的被动应付，而是由同仁“自发的、自觉的、自愿的”执行的一种纪律；“不仅仅是替人做事，而且要努力把事做得好”。诸如此类，最重要的是强调主动性服务的意义所在。邹韬奋当时在《店务通讯》中多从服务态度与员工“做人”关系论及这一意义。在他看来，主动、竭诚地“为读者服务”不仅是员工克制人性弱点、提升人格修养的一种个人品质要求，而且它还关乎企业的利益与荣誉，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伦理形象的内在要求，更具有集体的意义。因此，“我们对于做人的态度便不应该乘个人的高兴，随个人的癖气，依个人的喜怒，而应该顾到整个事业、整个团体”。要通过自我学习、业务培训、锻炼干部等综合方式，把主动服务的精神熔铸为生活书店全体员工的一种集体责任意识。

民主、忠诚、服务是生活书店内部文化场景中最为耀眼的三点表征，从中又散发出平等、奉献、耐苦、温情等更多的亮点，这在《店务通讯》与《会议记录》中留存了大量丰富的文化记忆。1940年4月，邹韬奋从发表在通讯的“每周谈话”中精选47篇单独成集为《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公开出版，这是一部宣示生活书店企业文化要义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中国现代出版文化史上的经典文献。

“民主的纪律”：

生活书店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

Democratic discipline

现代企业伦理学认为，企业文化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强调“遵守规则是伦理的首要责任”，期望员工遵从强大而精准的规章制度，“把事情做对”；一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强调“一系列特殊的价值观而非一系列准则”。这类企业文化之中也包含“一个服从型的结构”，即也有自己诸多的行为准则，“但这些准则是以价值观形式出现……企业决策时把价值观当成潜在的原则来指导员工进行决策，而并非依靠不可违逆的规则来进行决策”。它除了要求“把事情做对”之外，还要求去“做对的事情”。这一分类标准对我们重新审视旧中国许多代表性出版机构的文化秉性较有参照意义，生活书店无疑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企业文化范本。“民主的纪律”是邹韬奋在选编《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时的初拟书名，这其实就是他心目中生活书店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民主的纪律”，就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下全体成员出于维护事业管理的需要，“在共同决议的原则之下执行的纪律——是自发的纪律，而不是盲目服从或由任何单方面强行加上的纪律。”这种管理文化在实践中依循集体领导、个人负责、互相监督、一视同仁等基本原则，企业重视采用教育的方式提升员工的职业修养、培育主导的价值观，而全体员工则通过学习与实践从内心主动激发出一种参与和共享的集体行为意识，从而使企业价值观在理念与实践、目的与手段、团队与个体等关系上达到高度的统一。

价值观引导的企业文化首先是由企业属性决定的。不同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典型的私人资本性质的民营企业，生活书店从诞生之日起就确定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建社原则，是一个带有浓厚集体色彩的合作企业。按照邹韬奋的解释，“生活书店不是任何个人借以牟利的私产，是全体同事以劳作所得共同投资的文化事业机关，全体同事自理事会主席、总经理至练习生，都是以劳作换得薪水，自食其力，没有一个人于劳作换得的薪水之外，有任何不劳而得的享受”。换言之，生活书店“只有职务的差别，没有阶级的区分”。这种企业属性颇具时代的先进性，突出体现在组织架构的民主化设置上。生活书店有几大细胞组织，如负责营业事务的理事会、处理员工待遇及奖惩的人事委员会、审查财务账目的监察委员会、解决员工教育与业余生活的同人自治会等，它们均由全体员工公举产生，代表民意制定各自的规约，互相监督与制衡，有章有序地推动整个书店系统的运行。组织机制的民主化特性使全体员工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大家的事由大家来管，全体商定的纪律要一视同仁地执行，共同创造的财富要共同分享，这是“民主的纪律”的真谛，也是生活书店领先于当时大多数民营出版企业的制度优势。以旧中国出版企业中比较突出的劳资矛盾及处理方式为例，像商务印书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就陆续产生激烈的劳资矛盾，甚至爆发多次工潮。每次危机发生后，商务管理层均疲于应付，“费了很大的口舌，及很大数字的金钱，方得解决”。每遇此类棘手难题，具体负责善后的管理人员如史久芸等人也是心灰意冷，唯恐避之不及。发生在商务的劳资冲突现象固然有一些特定的政治因素的介入，但主要还是民企资本属性下自然滋生的服从型组织文化所导致的，特别是王云五主政时期开始推行严格的“科学管理法”，普通职员的生活受到威胁，劳资双方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非常有趣的是，生活书店当时十分关注商务内部的劳资问题，在《店务通讯》上就此话题曾有多次讨论。许多书店员工承认在经济困顿的大环境下，自己书店与员工之间也确实存在不可避免的经济纠葛，但他们反对模仿商务“老大哥”那种集体罢工或示威的经济斗争方式，因为生活书店与商务不同，没有上下层的身份隔阂，劳资双方的利益是一体化的，许多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在合理的组织机构中已被消解了——至少被缓和了”，这就是“用批评、商讨与建议的文字来和全体同人公开讨论并备作店对于处理同人待遇上的参考”，以民主、协商的和平方式代替抗争的形式。以此印证于史实，类似商务的劳资风波在生活书店发展史上确实极为少见，根据现有《会议记录》的公开记载，1936年7月间发生的30名社员集体怠工事件大概是唯一带有一定“斗争”色彩的工潮。此次事件是由生活书店开除一个试用不合格的练习生以及调整加薪标准、员工宿舍安置等几桩琐事引起的，具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一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书店管理层坦诚而严肃处理此次事件的方式。当时书店的人事委员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召开了10次会议商讨解决方案，并通过特设传达委员会、定期召开茶话会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既坚决顺应大多数店员要求遵守社章、严肃处分肇事者的积极呼声，也充分吸纳了一部分对书店决议提出异议的员工的合理建议，最后区别对待、宽严并举，妥善平息了这场风波。这次怠工事件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时生活书店内部员工思想不统一、不稳定的隐患，对书店后来加强员工职业修养、提升企业凝聚力的制度建设有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管理实践中注重制度关怀，在制度设计与执行中富有人性化，是构成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企业文化的必要条件。成功的出版企业都有一套规范、成熟的管理制度，如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股份制出版企业的先行者，“规范的公司产权制度、合理的公司组织机构及制度和有效的公司管理制度的结合，支撑了它的发展和壮大”。生活书店也是重视制度建设的典范。在邹韬奋看来，“我们无论参与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管理”，所以他在《店务通讯》的“谈话”中很大篇幅是关于组织机构、干部问题、同人自治、报酬与福利、奖励与处分等企业具体管理的话题，生活书店系统的管理制度就是在抗战西迁过程中逐渐建立，到1939年2月召开渝地社员大会并选举第五届理事会之后完善定型的。制度是刚性的，但制度伦理是柔性的，是基于对所有利益相关成员的真诚关怀，而且“这种关怀是长期的而不是暂时加在企业文化上的某种东西，其关键的一面就是公平对待利益相关者的真诚努力”。因此，平等、细致、关爱、温情等人性化的伦理元素就要深深嵌入在企业制度中，否则就会沦为机械、冷漠的“唯制度论”的桎梏。应该说，生活书店的企业属性已经使其在制度伦理的人性化既拥有先天优势，又依赖制度实践层面的艰辛努力确保了这种伦理底色，是当时把企业文化效能发挥得最为充分的出版组织。在《店务通讯》与《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既有对服务大众、服务抗战这种大作风方面的规范要求，也有为员工排忧解难、融洽同人感情之类小作风上的合理建议。比如，书店内部一段时期称呼上较为混乱，或直呼其名，或称兄道弟，或先生、同志满天飞，为体现合作企业的精神，也是“为了避免误会起见，已一律改称‘同事’”。再如董事会会议自然要讨论诸如内迁战略布局、股权股东变动、重要人事任免、生产与发行计划调整等重大议题，但对涉及职工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也严肃、认真地摆上台面加以解决。像社工陈文监的自行车被盗这种小事，临时委员会在1937年第十次常委会上还正式议决：“补助二十元”。生活书店处理西安分店店员孙鹤年殴打同事事件的审慎方式，或许最能展示该店融纪律的严明性与实施的人性化为一体的管理风格。该事件发生后，从书店第一次决议给予涉事店员停职处分，到涉事店员申诉、店方第二次决议重新调查、第三次最终决议撤销原处分改为留职察看，到最后该店员又自动辞职涉及津贴发放问题的决议，人事委员会在1938年8—10月为此事克服交通与信息不畅的困难，多方取证调查，连续开会覆议，其出发点就是给该社员“一个改正错误的自新的机会”。正如论者所言：“即使在这样（交通不便）的时代背景下，生活书店对自己的职员所作出的奖惩决定依然是审慎严谨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拷问的。通过议案逐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本身便是制度，这也是生活书店保持生命力的深层制度原因。”事实也是如此。上述当事店员孙鹤年离开书店后参加了新四军的“新闻讲习班”，奔走于东南抗日前线从事战事报道。他对书店处罚自己的决议没有心存芥蒂，而是以书店老同事的身份继续保持感情联络，经常在书店同人内刊《我们的生活》上汇报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书店员工在困难环境下“不畏怯，不气馁的坚守在固有的岗位上，向一切压力阻碍作英勇的艰苦的斗争”的精神表示敬意，相互勉励。生活书店人性化的管理文化所散发的隽永魅力由此可窥一斑。

最后，企业领导人的伦理型人格魅力与率先垂范的角色形象，也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企业文化得以成型的重要推动力。在服从型的企业文化中不乏非常成功的“好”领导，但他们“仅仅是把领导者应该做的事情做得很好”。而价值观导向的企业文化需要的是在一种伦理框架下为企业做所有事情的“伦理型领导”，他们能让企业内外充分地感觉到其领导目标“不仅是工作效率，而是希望效率与伦理价值观和原则能结合在一起”。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传统的“好”领导都是“伦理型领导”。作为生活书店的旗手，邹韬奋在带领书店前行中个人身上所展现的高尚情操、睿智才干和开明作风等，归结起来就是一直为后人所称道的“韬奋精神”，其实就是他卓越的领导艺术的代名词，“伦理型领导”的美誉于他来说当之无愧。有关“韬奋精神”的阐释已非常丰富，在此仅强调一点，就是在塑造生活书店文化形象之时，邹韬奋特别要求处于“锁钥地位”的中坚干部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对书店干部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本职岗位所需要的技术与经验外，还要具备“高度的奋斗精神，努力精神，吃苦精神，牺牲精神，共患难精神，为本店虚心教育同人，为本店真心爱护同人”等。由此可以说，生活书店的伦理型领导色彩不是靠邹韬奋一己之力形成的，而是整个领导团队基于价值共识集体打造的，更多来自每一位负责人在管理实践中的示范作用。以发生在书店重要负责人艾寒松身上的一事为例，重庆时期总管理处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艾寒松可能因协助邹韬奋处理一些参政会的事务，因而在1938年全年有27天未签到。在临时委员会第36次会议上，尽管邹韬奋对此做了一些说明，但是委员会还是坚持认为艾寒松忽视纪律的行为“对本店有不良影响，应给予书面劝告之处分，以示惩戒”。最有意味的是，艾寒松本人就是这次会议的八位与会者之一，参加了对自己处分的议决事项。由此例足见书店领导层的品格与作风了。据记载，商务的王云五当时在多种场合表达对生活书店干部素质的羡慕之情，对邹韬奋说“我馆里干部老了，你店却全是青年干部”。这其中的意味就不仅仅是两个出版企业管理团队年龄的表象性差异，更是触及两个不同企业文化熏陶下管理者风貌的本质性区别。

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统一：

生活书店企业文化的价值追求

The unity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企业文化内隐于企业的日常活动，外显为企业的公共形象，是维系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资源与精神动力。一种企业文化如何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如何具体建构，其实是企业对自己社会存在意义这个本质问题所提交的一份答案。现代出版产业是具有高度文化性的经济活动，最大程度地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文化性与商业性的有机统一，这是其本质意义所在，也是出版企业追寻的终极意义。通过以上对生活书店企业文化内核与表征的初步梳理可以发现，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书店同人确立“民主的纪律”为企业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并为此营造相应的企业文化氛围的努力，一定意义上就是孜孜不倦地追寻企业终极价值的过程，他们在理论思辨与实践感知上均有深刻而丰厚的思考，为时人也为后来者提交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

图丨邹韬奋

图丨陆费逵

图丨张元济

应该说，对出版业文化性与商业性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些知名出版家如张元济、陆费逵等多有精辟的解答，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各自企业的发展进程。但从思考的深度与广度看，首屈一指的当属以邹韬奋为旗手的生活书店同人群体，其企业集体层面对这个问题较为关切。邹韬奋在《店务通讯》中就此问题多次发声，集中的表述见之于《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这篇雄文，科学辩证地得出两者相辅相成、可以兼顾而不是对立的根本判断，奠定了生活书店集体性的话语基调。《店务通讯》当时就此设置了许多相关的具体议题，如员工离职现象、同人的教育问题、给顾客虚开发票问题等，在刊物上进行连续性的讨论，书店许多员工尤其是中高层干部纷纷在店讯上阐发自己的见解。如柳湜从生活书店事业性质的高度认为“不能单做生意不顾到文化，不能空谈文化不精生意经”；周积涵从我国出版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书店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要多吸取利润，一方面又要尽力去开拓进步的文化”；徐伯昕从图书定价的具体策略问题谈书店“最低限度是要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来为文化事业努力”，不能“挨着饿而做文化工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生活书店同人探讨出版本质问题的热情之高、议题之广、见识之深，在同时代出版同行中是极为少见的，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书店群体善于学习、勇于思考的优秀文化品质。

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统一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维度的思考命题，更是一个实践维度的行动准则，思想的武器只有运用于实践活动才能发挥出强大的效力。世人对邹韬奋“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真诚品质多有赞誉，认为“这样的话是可以在最严格的意义用在他身上的”。这其实也是生活书店文化中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高度一致的特征写照。在践行文化性与商业性统一性原则的实践中，生活书店理性面对企业客观存在的一些矛盾性关系，重要的如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产品价值与读者需求、集体纪律与民主作风、团队利益与个人发展等，探索出一整套情理兼备、义利共赢的有效路径。有关此中的具体内容上文已多有论述，这里再以企业对待员工离职现象的宽容态度为例加深认识。1940年年中，近10位生活书店的资深管理人员陆续提出辞职要求，震动了全店上下，《店务通讯》对此风波持续关注。这种塌方式的干部“跳槽”现象对书店的大局稳定与现实利益极有伤害，所以书店管理层高度重视，做了许多自我检省、以情感人的挽留工作。最值得称道的是书店领导人对辞职现象的宽容态度。针对书店员工在《店务通讯》中流露出笼统批评甚至一概讥讽、谩骂的舆论情绪，邹韬奋与书店的“总设计师”胡愈之等极力反对并加以引导。在他们看来，对这场辞职潮要厘清类型、区别对待：一种是为了待遇而另谋高就，属于“只图私人不顾公益，原无可取，走了就算了”；一种是因为有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工作而离开，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们虽表面上脱离了，而在精神上是不会真正脱离的”；还有最普遍的一种是并不计较收入多寡，也能同甘共苦，但因为工作或人事上产生罅隙而愤然离去的，对这一类要抱以最大的善意诚恳挽留。即使挽留不成，“我们仍然要保持我们老同事的深挚的友谊，在可能范围内还应该互助合作，使中国整个的文化事业得到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对待员工辞职这一类直接影响企业现实利益的管理难题，生活书店能以理智、诚恳的态度加以妥善解决，以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大局的博大情怀来化解员工的困惑、应对企业的困境，这是出版业两重属性相统一的本质要求在书店实践中的鲜活体现，也是支撑书店能在抗战艰难时世中逆袭而上、强势崛起的文化动力之所在。无怪乎邹韬奋当时能自豪地说：生活书店“对于社会的贡献已占中国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其一举一动“关系全国文化事业很大”。

总括以上，生活书店以“民主的纪律”为核心价值观构建了价值导向型的企业文化，并在出版管理实践中以民主、忠诚、服务等多重样态丰富地彰显出来，从而深刻揭示了出版业文化性与商业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在中国现代出版文化史上留下了光彩照人的篇章。对当下我国出版业而言，如何在出版业整体转企改制背景下坚守企业的文化本色，如何在新媒介技术冲击条件下保持企业的发展定力，如何在国际化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彰显企业的品牌特色，从而完整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出版企业文化体系，邹韬奋及其生活书店诸前辈的所思所行历久弥新，是今天仍然值得大力弘扬并创新借鉴的宝贵历史财富。

洪九来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生活书店企业文化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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