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thetics of Existence

发布时间:2024-12-16 00:33

'out of office hours'指非工作时间 #生活技巧# #职场沟通技巧# #商务英语#

文·杜玉生

1984年5月,法国巴黎,福柯在罗丹博物馆留影

什么是“生存美学”?

随着近年来福柯法兰西公学院课程讲座的陆续出版,人们发现生存美学在福柯整个思想生涯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晚期福柯(1980~1984)转向西方古代哲学研究,明确提出“生存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这一概念,对古希腊以及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世界展开全面考察。自1984年福柯去世后,这一概念在西方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并对现实生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什么是“生存美学”呢?晚期福柯为何转向生存美学研究呢?在1984年离世前不久发表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提出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这一问题,指出有三种塑造主体的历史模式:首先是知识主体,即人类在历史上是如何将自身建构为认知的主体,主要考察与真理有关的历史本体论;其次是权力主体,即人类在历史上是如何将自身建构为作用于他人的主体,考察与权力领域相关联的历史本体论;再次是伦理主体,即人类在历史上是如何将自身建构为道德主体,主要考察与伦理品性相关联的历史本体论。

因此,我们可以将福柯的整体理论探讨划分为三个主要领域:对知识的各种体系、对权力的各种形式和对自我与其自身关系的分析。在这三个领域中,福柯分别采取极具针对性的分析方法,他分别称之为考古学、谱系学和伦理学,也就是学界普遍认可的福柯理论之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自我伦理学三阶段说。

在晚期著作和课程讲座中,福柯转向分析我们作为主体被建构的另一种方式以及由此采取的各种实践的历史,亦即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的历史。自我技术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在《性史》二、三卷《快感的运用》和《自我的关注》及80年代法兰西公学院课程讲座中,福柯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西方古代世界,重点考察古代人是如何借助各种自我技术塑造自我的,福柯称之为“自我的伦理学”,是指“你与自身应该保持的那种关系,即自我关系,我称之为伦理学,它决定了个人应该如何把自己建构成为自身行动的道德主体”。

生存美学与自我技术密不可分,具体指的是“那些意向性的自愿行为,人们既通过这些行为为自己设定行为的准则也试图改变自身,变换他们的单一存在模式,使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具有美学价值、符合某种风格准则的艺术品”。生存美学对古代人而言,既是一种行为的规则,又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是每一个个体需要在伦理和审美层面为自己负责的“生活技艺”或生存艺术。

荷兰艺术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的油画作品《萨福与阿尔卡埃乌斯》,描绘了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一场音乐会

生存美学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为了考察生存美学的历史演变,福柯借助其独特的“谱系学循环”方法和问题化意识,重点探讨了古代人在性(sexuality)、关心自己(epimēleia heautou)和说真话(parrēsia)这三个实践领域的自我技术和生存美学。

首先,福柯从性伦理的角度探讨了古代自我技术和生存美学的演变。古希腊人在性的领域表现为一种生活艺术,性并不受到外在禁令或道德的束缚和压制,而是出于一种自发的审美追求。在这一实践领域中,一个人需要对如何恰当控制及运用快感采取鲜明的态度。

对希腊人而言,“快感”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各种各样可能的行为及快感,这些行为及快感趋向于过度,有可能使主体成为自己快感的“奴隶”从而失去自由。性伦理就是有关在自我关系中如何恰当使用快感的问题,是个人实行自我控制从而达至自由的一种劳作和修行。这种自由体现为对自己快感的掌控与管理。一个人只有掌控自己,才能掌控并治理他人,才能致力于政治生活。政治学、爱欲论、家政学、养生法都是自我修行或自我实践的具体领域:正是围绕着在这些领域中有可能获得的成功和出现的错误、它们的危险,人们为了控制自我所采取的技术与战术、由此获得的回报等,人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真相,从而将自己塑造为一种像艺术品般的美的存在。因此,古希腊人在性的领域表现出对快感的主动控制,目的是获得一种美的名声,创造出个人的美学风格,赋予自己的生活以一种特殊的生命之辉光。

到了希腊化罗马时期,自我技术的场域、目的、手段和强度都发生了变化。性伦理的目的从古希腊追求崇高的生存美学过渡到一种适度生活的理性需求。在观念层面,随着婚姻观念的形成,对婚姻之外及非生育需求的性行为有了严格的限定,这里表现出一种既出于美学也出于政治层面的伦理诉求;在行为层面,性行为由一种自我塑造的美学现象转变为自我防御的医学现象,人们普遍认为频繁的性行为和放纵的性快感有害身体健康,对性行为的控制从医学健康层面加以阐释。到了基督教时期,性的控制变得越来越严厉,但这种控制不是自我的主动选择,而是受到外在圣律的胁迫。自我技术实施的性领域不再是快感,而是欲望;不是塑造美的自我,而是摒弃恶的自我;其目标不是现世的美学与荣光,而是来世的不朽与圣洁。

于古希腊人而言,生存美学式主体的最终追求是政治之崇高;也就是说,古希腊人既看重内心的至善道德,又不放弃城邦政治生活,同时希望死后能够获得不朽荣光。

然而,公元1~2世纪希腊化及罗马帝政时期的“自我教化”摆脱了古希腊“生存美学”的伦理界限,所有人都应终其一生关心自己,政治生活不再是关心自己的终极目的。“自我教化”的重要目标是克服个体自身的弱点,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技术和修行实践摆脱各种烦恼的羁绊或对死亡的恐惧等,从而在现世中更好地塑造自我,突出强调生存美学的现世面向。这一“自我教化”最终却发展成为基督教“牧师权力”,其中关心自己的技术通过对罪的忏悔、对自我的彻底坦白,清空自己的肉体及心灵,最终弃绝自己,达至对上帝的完全顺从。基督教吸收了希腊化及罗马帝政时期“自我教化”的各种修行技术,塑造出不断实施“禁欲苦行”且寄望生存美学于来世的顺从主体。这样自基督教开始,古代世界生存美学的崇高和现世面向渐渐湮没无闻了。牧领制度及牧师权力的发展则导致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诞生,而我们当前社会正处于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的治理之下。

因此,福柯认为从古希腊、希腊化及罗马帝政直到基督教时期,古代世界的各种自我技术被现代社会以知识的名义加以借用,改造成为将个体屈从于更加复杂的现代控制技术的工具。其中,福柯具体分析了作为“个体之微观物理学”的规训权力和“人口之生命政治学”的生命权力。这两种权力形式塑造出的现代主体不是屈从于自上而下命令式的上帝、君王或普遍道德,而是屈从于借知识之名自下而上微观建构的身份认同,包括针对“灵魂”的科学知识和针对“生活”的政治算术。

福柯进一步论证到,在基督教时代,主体不再是自由的、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的伦理行动者,而是成为知识的客体。在基督教文化中,人并不仅仅是顺从、毫无作为的客体存在,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坦白自我,只有坦承自我才能认识自我,认识到自我的内心恶念,从而弃绝自我达至对上帝权威的完全臣服,主动致力于自我屈从。这是基督教自我苦修技术的重要特征。只有在此世的自我坦承—自我认识—自我弃绝的辩证循环中不断苦修,基督徒才能达至来生,获得幸福与安宁,也就是说,基督教的“生存美学”以自我坦白的方式寄望于来世。这样一种以自我坦承为主的解释学技术从基督教兴起之初,一直持续到17世纪并最终超越宗教神学的束缚,扩展到整个西方社会。

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学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对罗马人民的演讲(视觉中国 供图)

现代社会,基督教忏悔实践采取的言语表达和自我揭示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但是这不再是为了摒弃自我,而是为了建构另一个崭新的自我,这种自我被现代社会借助现代科学知识(政治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等)和现代伦理道德(伦理学)之名所捕捉,形成福柯所提出的针对“个体之微观物理学”的规训技术和“人口之生命政治学”的生命技术,从而完成对现代人的全面治理与宰制。至此,福柯晚期关于自我技术和生存美学的分析与其前期关于权力技术的分析结合在一起。

福柯指出,现代社会的知识观是以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一方法论问题为肇始;现代社会的伦理观是以康德开启的“在我们的历史现实中,我们是谁?”这一现代性问题为开端。这一围绕自我问题展开的现代知识论和伦理观,共同构成了现代权力技术的基础,不断滋生出关于个体及个体真理的话语,这些话语与在我们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的规训权力、规范化及生命政治紧密相连,共同界定了我们的现时境况。

是否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福柯对古代世界的探讨,尤其是对生存美学的谱系梳理,并非对前期关于社会权力-知识关系分析的一种断裂,而是对现代新自由主义主体性危机的一种应对。当前众多理论家对这种主体性危机都有所阐发,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捕捉到现代主体自我体验的某种焦虑感和不确定性:现代新自由主义主体拒绝任何固定僵化的身份定位,追求自由和自我创造,但这种追求却陷入困境,“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也不管我们庆幸抑或哀悼,我们的生活是艺术品。将生活作为艺术品,我们必须跟其他艺术家一样挑战自身,追求卓越……这种挑战和卓越的标准似乎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不可企及……我们需要尝试不可能之事”。

随着超验权威和普遍道德律令的退场,现代人原本有机会重新将自己的生活风格化为一种艺术形式,但这种机遇却被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所捕捉,转化为对“人力资本”式企业型自我的生产;这种主体不断地对自我加以治理和改造,目标是为了在市场中更为有效地参与竞争。当代意大利哲学家拉扎拉托(Lazzarato)提出的“债务人”这一概念,对现代主体的上述困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详细探讨了资本全球化之下主体形成如何受到金融市场的支配;指出通过债务,现代主体不得不服从于资本这一最庞大的债权人,并在金融体系下生产出伦理关系。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形象地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精神政治学”,这是新自由主义政权针对“灵魂”而非“肉体”的统治形式,其统治技术是“动力、项目、竞赛、优化和倡议”;韩炳哲在福柯对现代社会生命政治和规训社会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功绩社会这一概念,指出功绩社会以绩效为绝对律令,目的是使“个体成就自己”——在没有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在无法穷尽的可能性中自愿剥削自己,以追求绩效的最大化。如此一来,现代主体所力求的生存自由成为其自我宰制的根源,在自我认知和发展方向上陷入摇摆不定的状态:新自由主义主体试图掌控“不可能之事”,依然对生活的艺术化念兹在兹;但为了与市场需求保持一致,担心这样的自我生活艺术化终会步入渊缕。

其实早在1978~1979年法兰西公学院课程演讲《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谱系进行了梳理,就已经指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治理术之下现代主体的困境,“在资本主义新的社会治理中,资产阶级激进的批判话语与进步的启蒙思想已经从解放的话语反转为支撑自身新型奴役和统治的技艺”。

现代个体如何在总体化的政治技术和个体化的自我技术之间寻求自我治理的可能性,这是福柯对古代世界自我技术和生存美学加以谱系考察的出发点。也是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一文中对批判气质进行谱系梳理的落脚点。现代主体的批判气质就是重新挖掘出古代世界自我技术所展现的“生存美学”面向,借此培养一种“自愿的反抗艺术”,一种“深思熟虑的不盲目服从的艺术”,这是一种自我美学化的生活艺术,它要求的是如何在当前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之下“不被那样,不因为那样,不像那样而受到治理”。

但新自由主义主体如何摆脱现代治理术的牢笼?福柯认为,对生活艺术和自我伦理的考察或许可以为现代主体指出一条解脱之路。1983年,福柯在接受访谈时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艺术仅仅与物相关而与个人或生活无关……但是个人的生活就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吗?为什么一盏灯、一幢房子可以是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却不是?”

正是基于此,福柯晚期才转向探索一种“自我关注的伦理学”,指出在与自我的关系中存在着对政治权力的抵抗。福柯通过对古希腊、希腊化罗马及早期基督教以“自我技术”和“关心自己”为鹄的“生存美学”的考察,试图在现代性中重新激活一种生活的艺术。如此看来,福柯晚期对以“生存美学”和“自我技术”为核心的伦理谱系学的阐释分析应该被视为一种手段和策略,用以探查当代新自由主义境况下必然性的界限,福柯并非要人们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而是提倡一种超乎寻常又不带悲观色彩的行动主义。

从福柯对生存美学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主题,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政治、哲学和伦理任务是如何拒绝那些强加于我们的主体性形式和主体化模式的。福柯指出,“也许如今的任务不是发现我们之所是,而是拒绝我们之所是”。我们今日之所是,福柯指的是一种由“个体化和总体化的现代权力结构”所强加的个体主体性。在福柯看来,个体的自我是“嵌入到我们历史之中,且与历史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如果认为这种经由历史发展而来的自我技术必须被拒绝的话,那么如何来拒绝?换言之,一个人如何与自己保持距离并将自己从这一自我中解放出来,并且要成为什么样的自我?针对这两个问题,福柯引入了“生存美学”这一概念。福柯将自我转变(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生存实践理解为一种美学现象。

福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美学”隐喻。首先,在“生存美学”概念下,自我被视为不断操练、需要努力达至的一项目标和任务。在此意义上,美学概念最接近于古希腊术语“生存的技艺”,福柯直接将之称为“生存的美学”。把伦理学理解为一种自我的美学,就是把自我伦理理解为一种富有张力的创造关系,这种关系需要一种对自我精雕细琢的态度,这种态度与艺术家面对他或她的材料时的态度相似。

其次,福柯也在另一语境下使用美学这一字眼,即我们将自我转变成什么样子以及自我转变遵循何种标准。在此意义上,福柯对美学概念的使用接近于现代主义对美学的定义,即19世纪以降的“唯美主义”运动,也就是如何将我们的生活创造成为一种美的形式。那么福柯的“生存美学”是否是滥觞于20世纪晚期“唯美主义”的另一版本呢?这一问题是现在学术界的探讨焦点。

对福柯而言,现代主体并非一种纯粹的审美建构,并非对古希腊生存美学的回归。它仍然受话语推论或社会条件的制约,并且仍然应当被看作处于权力关系之中。所不同的是,他现在看到个体还具有规定他们自身认同、驾驭其躯体和欲望的能力,以及借助自我技术来发展一种自由实践的能力。因此,福柯现在想要说明的是积极的、创造性的能动者与限制性的社会场中间的一种辩证关系,在这种社会场之中,个体获取自由的大小取决于他克服社会所施加的限制和达到自我驾驭、过一种独具一格生活的能力。

正如福柯所言:“假如说我现在对……主体借助自我实践、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构造其自身感兴趣的话,那么,这些实践本身并不是由个体发明的。它们乃是个体从他的文化中发现的某种模式,是由他的文化、他的社会以及他的社会群体所建议并强加于他的。”

福柯晚期思想中的伦理态度是,自我转变是中心关注点。这种关注被认为是一种生存美学,因为它需要不断更新的创造行为:一种没有既定标准、没有普遍公认准则的行为。这样的态度显然不会被普遍接受,甚至可能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伦理学可以构成一个自洽的解决问题的既定方案。然而,它所提供的是一种伦理模式,既避免了寻找普遍存在的规范性的危险,又为“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式问题提供了丰富而有启发性的答案。福柯的生存美学也许想唤起人们对一种消失了的生活和存在方式的记忆。他的生存美学研究并非要建构一种审美学说或主体理论,而是要以一种另类的美学伦理内爆现代主体习以为常的生活信念,使之体味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杜玉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福柯晚期主体伦理思想研究》,译有福柯《何谓直言?》)

网址:Aesthetics of Existence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484719

相关内容

生活美学,aesthetics of life英语短句,例句大全
儒家美学的“本真”生存审美诉求
深零设计
西方日常生活美学的本质探析.doc
西方“生活美学”的代表性著作
生存技能,the survival skills英语短句,例句大全
生活美学思想的溯源及其现代表现
“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
从日常生活“革命”到日常生活“实践”——从情境主义国际失败看“生活美学”未来
【刘悦笛】当代中国“生活美学”的发展历程——论当代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

随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