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与寻找：用徒步校准生活的指针——读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20日《北京日报》

迷惘时代的线性前进

西南联大学子吴大昌近百岁时，在书店读到冯友兰的文章《论悲观》，对其观点深以为然。而1939年，冯友兰刚为他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正陷入对人生的意义的困惑中，读后并没觉得豁然贯通。那时他21岁，一切才刚刚开始。可见，人生道理这东西真是没用。参悟以后，便成了废话，参悟之前，又总是不合时宜，局中人听不懂，也听不进去。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困扰每一代年轻人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杨潇在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中给出了方案。

书的封面，英文标题To the Finest School直译为：去往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学校，固然指西南联大，但似乎也包含了作者脚下这条西行之路。当前者被单一的视角过度开发，遮蔽并僵化了昔日的精神，后者则可以通过具象可感的体验将其唤醒。所以，虽然有关西南联大的大众叙事和学术研究早已经汗牛充栋，杨潇却转向了另一维度，去探索西南联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们如何抵达昆明。

这本书很厚实，沉甸甸的，由两条线编织而成：一条是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前往昆明，一条是2018年作者杨潇在这条路上的重走。这条路，既是地里意义的公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当我们封闭在孤立的小圈子里，通过一个个手机APP观看“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时，用双脚丈量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凡。

行走过程中，作者看到了山林与江河，水光与鸟鸣，尝遍了八十年前学子日记里记载的和偶然遇见的美食。见闻与史料交织，1938年与2018年频频切换，造成了蒙太奇的视觉效果，贫穷与富足，动荡与和平，精神饱满与委顿迷茫……画面叠化，形成对比。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所经之处，如今已面目全非：大同路残破不堪，污水横流，人们正在昔日的胡家祖宅里跳着广场舞；扶风山被扩张的贵阳城包围，山寺上空回荡着马达声、鸣笛声；火牛洞外只剩废弃的水泥房，写满歪歪扭扭的告示与涂鸦……沉淀在某个角落的历史被作者唤醒，作者又在民国的尘埃里翻找着鲜为人知的记忆，我们追随作者所见的“是活生生的世界而非景观”。

独行在湘黔滇道上，作者将八十年前学子的回忆及当时在路上留下文字的人们构成自己的社群，而这两代人又共有着同一个更为古老的社群。作者将李霖灿当作黔滇道上的同伴，八十年前，李霖灿在途中又将《徐霞客游记》视作“无言的朋友”，而作者自己也在同一条路上读着徐霞客的文字。朱元璋、徐霞客、林则徐、西南联大的学生与作者共同将这条路向历史的更深处拓展。一代一代，层层叠叠，回环往复，道路便这样传承下来，作者追溯前辈道路的过程，也在塑造着这条道路。

阅读过程中不难发现，1937年的许多事都是偶然的。联合大学的成立，长沙到昆明的迁移，迁移中青年人的士气和热情……这一切都具有极强的偶然性，由多种因素促成。虽然我们可以事后诸葛地寻找一条必然的因果链，但总不免加以删削，令人难以看见整全。长沙联合大学刚开课的时候，没有课本，没有参考书，教授们不得不凭着头脑里的记忆授课。英国人燕卜荪整段整段背诵《奥赛罗》、乔叟、斯宾塞，其风采令人神往。但燕卜荪不会背散文，还是有人送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才解决了问题。与之呼应的是，作者这次旅行，和以往作为记者出差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只有将旅行当成偶然性的堆积，才能“放松地走路，放松地聊天”。如此叙事带来的是一种漂流的状态，不试图证明什么，不试图让某个人张口，不试图建立某种逻辑，也不试图揭示某个真理。当我们接受了这种偶然性，获得的是非常放松的自由感。作者绝非要赞美偶然性，而是引导我们“接受这偶然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

在西行路上，作者开始重新理解那些早已被空泛的口号消耗了的宏大概念。通过双脚一步一步丈量，空洞的概念得以填充，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人物丰满、鲜活起来，历史变得纹理清晰，可见可感。当下因触达了历史的纵深以及对未来的探索而丰盈充沛，我们于是获得了更丰富的意涵。人需要他者来发现自我，那么，用身体去触摸历史的脉搏，恰恰是为了更真实、更丰富地感受当下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重新发现一种“壮阔”。

1938年的年轻人和2018年的作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这几个问题关联了这两个时代，也贯穿着古往今来。

作者在官庄看穆旦纪录片，回想起青年时代，不禁问：“我把那些日子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到了盘县，他已经想明白：“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国家上升的曲线，势比人强，却让我们误以为一切可以持续，迟迟不肯降落，以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此时，作者提示我们，不能过度陷入沉思，“思虑并不带来答案，因为答案很可能躲在行动背后。”

湘黔滇旅行团的年轻人面对弃笔从戎的同学时，内心相信徒步到昆明，继续读书同样是爱国的表现，这个信念最终成为西南联大精神的奠基石。作者也怀着这样的信念，他用徒步校准生活的指针，在重新确认自我价值和认同的过程中，和1938年的年轻人一起前往昆明。

“尾声”这部分，从叙事到调子都与前面截然不同，乍一看只是材料堆积，实际上是作者精心设计的隐微之笔。就像电影结尾，每个人的去向都在此呈现。从前那明朗、活力四射的生活状态，在炮火中也没委顿的精神，临近“尾声”时，却尽是饱经沧桑后的淡泊与无力，读起来令人唏嘘。这部分按人物分节，但仍能看出时间脉络。有的人物多次出场，如赵新那、吴大昌，每次出场的年代都不同，物换星移，世殊时异，人的际遇却不可同日而语。旅行团中，有去台湾的，有留在大陆的，有出国留学的，有回乡务农的，学文科的遭逢乱世，学经济的无用武之地，总之，“不得志者不在少数”。

刘兆吉最终完成了《西南采风录》，“文革”时期却因旅行团的经历被加以“游山玩水”之罪，反讽之极。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为《西南采访录》作序的手稿，因战时艰苦只能写在土纸上，这些烂纸片在抄家时逃过一劫，得以保存至今，真可谓万幸。穆旦的际遇，单独看并没有多大触动，但和赵元任归国后的状态对比，便令人感慨万千。两人同样赴美留学，只因一念之差，回国年代不同，人生际遇便天壤之别。

书的结尾，年近百岁的吴大昌回想冯友兰的话：“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这句话豁达通透，却不免老气，让年轻人无所适从。对写这本书时的作者而言，36岁，青春已终结，人生却仍有无限可能。既然身在局中，无法参透人生之奥义，那么就需要仰赖一种惯性。这惯性并非不假思索地随波逐流，而是一开始就设定好方向，将身体与精神全部调动起来之后在路上形成的。

作者曾说，人是流动的，人的本质由行动创造而来。所以，在这个迷惘的时代，他指向了徒步，这种“方向感明晰、富有节奏的线性前进”，能让我们用惯性，推开胡思乱想与随波逐流，打开孤立隔绝的自我，克服迷惘，化解那些小小的存在主义危机。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角度应和了冯友兰的话：“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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