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节制与好生活：西方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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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情感研究革命

       人类是“有情众生”(sentient beings)，人的在世生存是一种“情感现象而非认知现象”①。情感的重要性大概没人会怀疑，但情感现象是否得到了充分研究呢?似乎并没有。就像布迪厄论电视时说的那样，情感似乎也处在“以显而隐”的状况中。在社会学发展的前50年，情感主题完全被忽视，至少对情感的研究是隐性的。情感未被专题化研究的状况在1975年出现转机，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开始系统研究情感，从而促成了情感社会学的产生。如果1975年的一系列事件②标志情感社会学的起步，随后对情感的系列研究标志情感社会学的发展，那么，美国社会学会情感社会学分会在1986年成立，则标志情感研究的社会学合法地位的确立。值得指出的是，这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情感研究革命”(revolution of emotion study)并不只限于社会学，而是一场波及了整个科学场的“情感转向”(the affective turn)。

       随着情感社会学的兴起，尤其是情感研究革命引发了新的学术潮流，关于情感调节、控制、管理、规训和治理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层出不穷。以心理学的“情感调节”(emotion regulation)研究为例，道奇和加伯虽通过溯至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和达尔文的人与动物情感表达研究指出情感调节长期在科学研究中占据显著位置③，但坎普斯等也明确指出即使在十数年前将整卷书都用来研究情感调节也是不可想象的④。实际上，心理学开始明确地关注情感调节，也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情感研究革命。“对情感调节的心理学研究源自发展心理学，现如今在对儿童与成人的相关研究中蓬勃发展。”⑤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只有少数引文包含情感调节术语。但2007年，“谷歌学术引用”(GSC)中包含情感调节术语的量超过了3000次；2012年，超过了8000次。除关于情感调节的学术研究外，有关情感调节的指导手册或科普读物也纷纷付梓出版。可见，情感调节研究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

       当然，由于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以及情感调节与情感治理的复杂关系，情感调节研究在心理学中的繁荣未必就能说明情感治理研究的状况。但是，心理学的情感调节显然可以包含在“情感治理”(emotion governance)⑥的范畴内，甚至对情感的心理学调节就是西方情感治理谱系的重要范式。因此，心理学情感调节研究的繁荣，无疑也反映着情感治理日益受关注的状况。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情感研究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情感治理研究并取得大量成果。然而，以往的多数研究，不论是心理学的情感调节，还是组织经济学的情感管理，抑或社会学的情感控制，往往集中在对情感治理之要素、维度或机制等的共时性考察上，对情感治理之历史实践或话语谱系等的历时性研究则相对不足。

       然而，社会历史事实却是，人类对欲望、激情和情感的控制古已有之且其来有自。“人类自古就想要知道如何管理他们的情感”⑦，而且情感始终是人类的核心关切，在每一项重大的人类事业中，情感都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并且人类历史上已经形成有关情感及其治理的各种话语谱系和实践策略。因此，历时地考察历史上的不同情感治理话语，对情感治理的话语谱系进行系统梳理，显然是完整的情感治理研究图景所不可或缺的，而本文旨在探究的西方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无疑是这幅图景的重要构成部分。

       节制德性传统：情感治理话语兴起的语境

       现代情感治理概念的提出，或许是新近才发生的事情，但人类对情感的治理实践却历史悠久，情感治理的话语谱系也源远流长。与对西方特定思想主题的探源往往会溯至古希腊时代一样，古希腊思想似乎也是探究西方情感治理话语兴起的恰当源头。西方思想有关情感治理的最初话语，至少关于情感控制的最集中和最哲学化的表述，是在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最先找到的。柏拉图的诸多对话都谈到了情感控制问题，《斐德罗篇》和《国家篇》中的“灵魂马车”隐喻和“灵魂构成”学说，更可以被视为也往往被当成西方情感治理话语兴起的思想渊薮。然而，在详述作为西方情感治理话语兴起标志的柏拉图情感学说之前，我们显然有必要先行阐明柏拉图情感学说由以产生的文化传统。因为这种传统对情感的理解、对情感治理之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说明，不仅是柏拉图由以形成他的情感治理学说的文化语境，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柏拉图情感治理学说的基本构型，甚至对整个西方情感治理话语谱系的形成都深有影响。

       西方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主要在“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⑧的语境中展开。德性伦理学关注的是“没有任何主题比它更严肃”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那些出众的人都会说是幸福，并且会把它理解为生活得好或做得好”⑩。但是，什么生活方式才是幸福，如何才是生活得好或做得好呢?在苏格拉底看来，想生前和死后都幸福，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好人。不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在追求公义和其他美德中生和死是生活的最佳方式。由此，伦理学家就将如何生活得好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有德性的人的问题，诸美德也由此进入哲学家的视野。由于所谓德性，首要涉及个人的性格品质和他的生活(11)。因此，“古代德性伦理学的基础，就在于对人类经验的个人检视，在于每个人对他们的生活的检视和对如何生活得好的努力追问上”(12)。在德性伦理学关注的诸多美德中，与情感治理最密切相关的，显然就是作为古代德性伦理的“四枢德”(Four Cardinal Virtues)之一的所谓“节制”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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