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病毒全球化?丨单读

发布时间:2024-11-12 10:22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信息与商品正在愈加快速、频繁、广泛地在世界间传递,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全球化浪潮中。你可以在几天之内抵达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与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进行通话,当然唯一的前提是,你要付得起钱。

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我们便不难理解新冠病毒为何以如此夸张的速度在全球蔓延。在今天这篇推送的作者 Andrew Liu 看来, 正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全球化市场,将新冠病毒推向全球。本文原载于“N+1”,首次发表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

“中国病毒”,世界市场

("Chinese Virus," World Market)

撰文:Andrew Liu

翻译:何珊珊

1.“武汉病毒”?

武汉是一座历史底蕴丰厚的城市,但是在今年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没怎么听过这座城市。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由三座历史名城组成:武昌、汉口和汉阳。1911 年的辛亥革命在武汉打响了第一枪,这场革命终结了最后一个中国王朝。1937 年,当被日军打得沿东部海岸撤退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武汉作为了临时首都。近几年,乘着成千上百摆渡船在城市中心穿行的旅客,可以看到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楼宇上满是连锁酒店和国家银行的名字,那真是一条摄人心魄的天际线,而这样的景观在亚洲变得越来越常见。除了这很适合拍照的核心区外,就是令人熟悉的混合景象——新的建筑项目、历史地标、住宅区、大学城,以及为方便工业出口而设的自由贸易区。武汉是一个巨大的并且还在扩张中的城市,有超过 1100 万人口,比纽约的人口还要多,但是以当代中国的高标准,以中国媒体毫不留情的说法,这也只是一座“二线城市”。

当然,这些天,武汉突然比任何时候都要在国际上受关注,仅仅因为一件事:在全球传播的新冠病毒(Covid-19)。十二月初,就有个别人开始向武汉的医院汇报出现了类似严重流感的病例,病人会发烧、干咳、乏力、身体疼痛和出现与肺炎相似的症状。之后医生们意识到,许多病患在位于市中心的华南海鲜市场工作过,或者与那里相关。症状很快会恶化,年长病患的身体被摧毁,很多人死去。12 月 30 日,实验室最终确认了疾病来自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和 2003 年爆发、导致全世界超 800 人死亡的 SARS (严重、急性的呼吸道综合征),以及 2012 年出现的、已致死近 1000 人的 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有相似的特征。这种新冠病毒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大流行病(pandemic),183 个国家都有了病例。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 265495 人确诊,11147 人死亡。光是中国就有 80067 例确诊,3248 例死亡,死者大多身在武汉。

几周的时间,美国的新闻机构都称这种病为“武汉病毒”。上个月,世界卫生组织(WHO)重新将这一病毒命名为“Covid-19”(2019 年的冠状病毒疾病),希望以此减少因名字指向的对特定地区以及特定人的社会歧视。但没有人注意国际规范,美国的保守派政治家们还在继续坚持使用“武汉病毒”,或者“中国冠状病毒”,显然是在努力找替罪羊,从而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忽略他们在美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上堪称灾难的管理。周一,据报道称,一位白宫官员说病毒是“Kung Flu”(译者注:中国功夫被称为“Kung Fu”,“Kung Flu”从“Kung Fu”演化而来,将病毒和中国划等号)。几天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自己用“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辩护道:“(用这个词)是因为这个病毒就是从中国来的。这根本不是种族歧视,完全不是。这个病毒从中国来就是称它为中国病毒的原因。我就是想准确表达这点而已。”还有更赤裸裸的,阿肯色州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上周发了一条有关“武汉冠状病毒”的推特,提议中国必须为疫情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买单”。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在加剧,但他也在努力与中国保持关系。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毫无疑问,这样的用语就是种族歧视和仇外的。不过,这场全球疫情从武汉(而不是中国其他地方)开始的事实,也不能被简单略过。最近几十年,武汉赶上了全球化的最新阶段,国际资本持续向内陆腹地深入,以获取更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由此产生了一般消费者看不到的钢铁、汽车零件等货物的国际贸易链。武汉是中国的一座主要城市,但它和中国那些光鲜亮丽的沿海大都市还不一样。至关重要的正是,武汉只是中国一座地位普通的二线城市。新型冠状病毒从武汉传向全球,正说明了问题的根源不是一个特定地点的独特环境,而是日渐扩大的贸易联系,它让越来越多像武汉这样的地方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整体。详细叙述新冠病毒的故事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病毒的活动跟随着 21 世纪全球市场的足迹。

新冠病毒到底出现在武汉哪个具体位置仍是未知的。二月,研究者们声称,病毒可被溯源至华南海鲜市场售卖的野生穿山甲,而它身上的病毒又来自蝙蝠。这目前还只是一种假说,如果被证实的话,那新冠病毒就和 SARS、MERS 一样都来自蝙蝠,并分别通过野生动物果子狸和骆驼传给了人类。

穿山甲是一种形似食蚁兽的小型哺乳动物,在亚洲和非洲能发现它们的踪迹。它的硬质鳞片占体重的 20%,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都在食用穿山甲麟片,消耗量更是在近十年大幅上升。据消费者和商贩所说,穿山甲的鳞片和肉可以入药,可治百病(一说为补肾),男性食则壮阳,女性食则养颜。穿山甲原本生活在野外,非法贸易成为它们散布各地的主要途径,情况和果子狸相似。果子狸是一种原产于印度和东南亚的小型哺乳动物,它被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当作一道佳肴,一般会和菊花花瓣和蛇肉条一起食用。

2003 年 SARS 爆发期间,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的调查员对餐厅突击检查时,在厨房的冷柜里发现了熊掌、蝾螈和猫头鹰。这样的饮食习惯在媒体上被形容为传统中医(TCM)的一部分,传统中医是一种在中国通行了几千年的实操、药物和医疗方法。那新型冠状病毒像 SARS 一样,是举国推崇中医造成的后果吗?消费穿山甲是泥古、腐朽的中国风俗吗?就像广东的饮食喜好为 SARS 担责,当地文化这次也要“背锅”吗?这样的话,我们是否不得不承认新冠病毒就是唯有中国才会出现的疾病呢?

当然不是。实际上传统中医是一个褒贬不一、饱受争议的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中医几乎就等同于针灸,或者是人参、姜、枸杞、红枣泡在茶和热汤里这样的无害混合物。这些治疗方法在亚洲存在了几个世纪,直到市场高价和跨境活动把这种温和实践与本土偏好变成了一门大生意。1980 年代起,市场自由化让很多中国人富了起来,却也给了非法贸易可趁之机。富豪们热衷于追求通过非法交易实现的味蕾冒险,因为引人注目的消费行为才最能彰显阶级优势。消费者们在采访中说,他们挖空心思吃罕见野味,不是为了健康着想,而是因为他们想让重要客户感受到被热情款待了,或者只是因为他们在股票市场上大赚了一笔。穿山甲贸易与其归因于某些腐朽、愚昧的文化,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副作用。因为中国的穿山甲已因偷猎而近乎灭绝,现在大多穿山甲从东南亚购入,在中国和缅甸、越南交界处进行交易;近些年还有报道称,中国市场开始从非洲购入穿山甲。东南亚本地的穿山甲商贩已经销声匿迹,供货商就将注意力转向了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在那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野味的喜好是怎样依据市场而灵活多变的。有一份估算结果称,每年有 20 吨穿山甲运往中国,包括活着的、整只冰冻的、风干并经处理的鳞片。一些占据头条的查获信息包括:印度尼西亚缴获 11.9 吨冷冻穿山甲,香港没收 4.4 吨,以及香港对面的深圳查赃 11.9 吨。由此可见,穿山甲贸易集中在东南亚和南中国的交界处,即黑市交易的重要边界区。

因此,如果新冠病毒像 SARS 一样,在珠三角地区(包含广东和香港)爆发,那就很说得通。回看历史,珠三角是中国最有可能让疫情爆发至全球规模的地方。当时,广东是同世界供应链、国际金融联系最紧密的省份,因为广东家庭早早地就移民到了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1979 年实行自由主义后,他们利用亲属关系来谋求商业机会,例如香港资本将东莞的手提包分包公司引进了全球市场。SARS 爆发始于一位广东男士,他将病毒带到了广州的一家医院。那里的一位广州医生又将病毒带去了香港的一场婚礼,婚礼的其他宾客再将病毒带向了河内、多伦多、新加坡、台北和曼谷。“事后诸葛亮”地分析,粤港交汇处既有大量的野生动物消费,也有高度的全球一体化。(还有一件事能证明这一点,2011 年好莱坞出现了流感,可追溯到一位准备猪肉料理的香港厨师。)

但是新冠病毒没有在具有独特地理位置和文化特性的珠三角出现,而先在武汉出现,距离上海 500 英里,香港以北 600 英里的内陆。经历20世纪工业化之前,武汉是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中转站,促进了米、丝绸、毛皮、皮革这些家用品的交易。(1900 年代早期,我的家人在那里做过些点茶叶小生意。)最著名的当地美食是在街边卖的早餐热干面(热乎的面条裹着干的豆制酱汁,再撒上葱花)。所以,如果近些年穿山甲贸易在武汉增多,反映的倒不是武汉人的什么特质,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

尽管美国人一直把武汉亲昵地称为中国的芝加哥,但将两者作比其实是不合适的。虽然武汉和芝加哥都在 20 世纪初成为了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是武汉的国际贸易链要有限得多。在疫情爆发前,在武汉居住的外国人是 1 万 5 千人,直到今天,这个数字也少于例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或台北这样的华人大都市的十分之一。

然而,就连武汉也在 2020 年成为了全球疫情爆发的起始点。浏览新闻可以找到一些新冠病毒早期如何传播的线索。第一波将病毒带到海外的人,是中产阶级的朋友、合作伙伴和武汉市民的亲戚。有一个在首尔工作的中国女性最近去过武汉,有一位武汉女性去了曼谷,到越南旅行的游客,一名长期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见了一位武汉的朋友,慕尼黑供货商在武汉分公司的德国雇员,中国技师和伊朗商人在中国和伊朗库姆间移动,深圳男士回家看望了亲戚……

当撤离的故事增多,就意味着全球联系也有这么多。一位在武汉科技大学求学的苏丹籍工程学学生没有被感染病毒,在六周的自我隔离后离开了。法国、德国和日本政府从武汉撤侨,有些是汽车行业的雇员,供职于大众、雷诺和尼桑这些在出口加工区设了分部的公司。伊朗疫情爆发的源头还不清楚,但记者们猜测应该源自两个经济体间的大单生意(中国是伊朗的首要贸易伙伴),代表性的,伊朗的原油换取中国的武器,中国资本投资伊朗当地的基础设施。

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很寻常,当代全球交换就以最日常的方式进行着。不管是为了参加商务会议还是旅行,人们在亚洲和欧洲各个城市间以相似的模式流动着。尽管 SARS 爆发被归咎于广东人古怪的饮食习惯,然后通过大都市精英间的联系,传播到了亚洲各个主要城市,而这所谓的“武汉病毒”则让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无数的节点以极为普通的方式连接着,包括中国的二线城市,也紧紧地交织在了商业、教育和旅游的全球网络中。

相较之下,19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高度社会主义时期,类似新冠的病毒从武汉的鱼商在几周内传播到数以百计的国家是不可置信的。1957 年,在日本诊断出的“亚洲流感”以可预测的路径传播,从南中国到香港到新加坡,好几个月之后,到了秋天,流感才传到了欧美。在当时的美国的贸易禁令之下,从中国到世界的贸易、流动都要狭窄、缓慢、安静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实行相对孤立主义时期,政府才官方阻断过鸦片贸易,直到可恶的毒品随着自由市场再度进入。但是世界已经变了。在今天,武汉与世界的诸多联系,向排外者和自由主义者揭示了一个骇人的事实,似乎病毒在任何地方爆发,都能很快波及成千上万的生命。下一个武汉可能是郑州、代顿(Dayton)、班加罗尔(Bangalore)或者达累斯萨拉姆(Dar es-Salaam)吗?

2.市场病毒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作出清晰的科学解释,需要探寻病毒的自然特性,研究者们正在为此努力着。目前已知晓的是,病毒呈冠状,因为它外表有蛋白质尖状物,它会附着在喉咙上,继而扩散到肺部活性细胞,然后它就能繁殖出许许多多的病毒,再扩散到整个肺部,乃至其他器官。当然,病毒在现实生活中的分布,还为具体的历史、政治因素所左右。这不仅是天灾,也是人祸。新冠病毒先在贩卖于亚洲黑市的动物间传播,在海鲜市场,病毒逮到了人类宿主,再经由跨地区旅游、国际贸易、跨国教育蔓延开来。

新冠病毒传播路径和市场足迹的吻合,解释了为什么它那么难控制。当中东、大洋洲、欧洲以及美国出现病例时,官员们对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以防止疫情爆发表示犹疑。他们的注意力在股市的潜在损失,而非公众的健康危机。倒不是他们意识不到这可能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什么影响,而是他们心知肚明,疾病会阻挡人们花钱和工作。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编辑里克·桑特利(Rick Santelli)的没品发言就体现了这种态度,他在 3 月 5 日说过:“如果让每个人染上病毒,或许对我们来说更好,这样疫情就会在一个月后结束……现在我们正在破坏全球和国内经济。”桑特利(Santelli)现在正被不同党派的评论员批评,但他的言论也如实反映了政府和公司,正被迫以极端程度衡量公司利益和人类生命孰轻孰重。

在美国,疫情在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爆发了几周后,美国人才把病毒当回事。一个转折点发生在上周三,篮球运动员鲁迪·戈贝尔(Rudy Gobert)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他是第一个检测呈阳性的职业运动员。就在几天前,他嘲笑疫情爆发的可能性,还用手去摸了麦克风和更衣室设备。几分钟后,演员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在社交媒体写道,他和他的夫人在澳大利亚旅行期间都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这些消息的披露总算加速了美国人的反应:几天内,所有的主要体育联赛都取消,学校停课,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曾经出现过非常相似的情况,大多数美国人对 1980 年代初的艾滋病流行也无动于衷,只有当演员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和前 NBA 球星“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公开自己被确诊,人们的态度才逆转。在美国,当疾病在聚光灯外的普通人之间传播时,它不像是真实存在的,只有当富有的名人、运动员得了病,人们才会重视起来。

▲法国篮球运动员鲁迪·戈贝尔,他是第一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 NBA 球员

结果是,我们现在就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完全没准备好集体责任和行动的荒唐事实里。在这个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系统性废除福利国家的社会,原本左翼政党应当发挥一定作用,但他们总在医保问题上耍性子。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才让一个房地产商当上了总统,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困境,现在应对流行病的措施几乎都是当地组织或私人在参与,比如盖茨基金会(the Gates Foundation)、犹他爵士队(Utah Jazz)在提供可靠的测试,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没能为大众提供检测。

新冠病毒先在市场活动中出现,又经此扩散到全世界,我们驯服病毒的能力就取决于市场逻辑能为我们的生存让位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反过来。许许多多的报道称,美国人付不起检测病毒的钱,没办法在家工作,没办法少去公共场所、减少聚集,特别是医护人员。从这些报道中可见,大众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或者说阶级,差异是很大的。几十年来越来越悬殊,越来越威胁生命的贫富差距,突然预示着一场灾难。

就在去年,美联储报告显示,约 40% 的美国人承担不起 400 美元的急诊费用,既不是因为存款不够,也不是因为他们把收入都用在了还信用卡、看病、学业贷款上。与此同时,报道也指出,检测病毒的花费一开始要 1400-4000 美元。病毒让 2700 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陷入危险,尤其是 2300 万靠一笔笔薪资过活,包括在酒店、食品工业领取时薪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看病的余裕,而且被国会当前的救助计划遗漏了。所有这些靠工资维持生计的人,一旦失去工作,哪怕只是中断,都可能难以生存。

这次事件的另一端是敛财者。同病毒的传播、相关的可怖故事一起出现的,还有关于富人架私人飞机到海外,或置身灾难之外的印第安纳州、南达科他州的文章。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用 Instagram 记录了他逃往巴黎的过程,开玩笑地提起自己在接触感染中扮演的角色(他把病毒从香港带到了美国)。另外,亿万富翁已经要求私人医院提早给他们接种疫苗,以及提供专属测试设备。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娱乐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了他们的测试结果,就说明为有钱名人服务的私密医疗服务还很完备且正常运作。还有很多过分的常规操作:在新闻、社交媒体和群聊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故事,生活在郊区的夫妇从食品杂货店拼命采购家用,扫空了货架和地下冷冻室储备的几周的食物。在澳大利亚,囤货现象非常严重,一家咖啡店都开始收厕纸的钱。从这个角度来看,超级富豪和中产阶级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伙人都有财政保障,累积了足够财产来享有撤出市场活动,无需面对面接触的奢侈。

因此,经济需求迫使服务业从业者仍旧不断暴露在病毒前,而富人们躲好了,他们的财富保护了他们。美国的权威人士错误地把“市场选择”当成了反对社会福利的武器,认为社会安全网不会损害自由,反而提供了可能性。(哲学家将此称为必要性和自由度间的区别。)实际上,防御新冠病毒最有效的措施是能够自由地从资本主义撤离。资本主义就是问题所在。

3.价值病毒

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这些词的讽刺之处在于,做法成功且负责任的政府,都在华人为主的地区:香港确诊 256 例,死亡 4 例;新加坡确诊 385 例,死亡 0 例;台湾确诊 135 例,死亡 1 例。SARS 的创伤,让这些政府 1 月就开始积极防疫,排查从武汉来的人,施行旅行限制(不同于世卫组织的建议),在全社会推行有关上学和工作的政策,对医院严格评估,定期向公众通报。所以他们的确诊病例比冰岛的还少,以上地区最新的病例都不是从中国大陆输入的,而是欧洲和美国。现在还没有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的情况下,这些政府给出了最直接的制度解法:大规模测试和自我隔离。在找到治愈方法前,美国最理想的情况,就像公共健康专家说的,是拉平曲线,并让病例尽可能平均地分布,这样私立健康系统不至于崩溃,当然也会出现崩溃这样最坏的情况。但是,政府机构和商界拒绝有效地采取措施,理由的话,里克·桑特利(Rick Santelli)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会和商业需求相悖,他们还想商品能被持续地生产、销售和购买。

病毒搅乱了国际股市,阻断了跨国供应链,削减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游客来源地,所以出国限制和居家隔离就意味着出游量暴跌,对东南亚、日本和夏威夷的旅游业是重创。在制造业上,中国是著名的“世界工厂”,为全世界提供从干菇到牛仔裤到智能手机等无数种产品。武汉是汽车零件制造的中心,因病毒而封城的几周后,海外的汽车工厂,比如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Chrysler)在塞尔维亚的驻点、韩国的现代工厂都停工了,因为他们的中国供应商停止了生产。苹果也宣布了今年项目亏损,不只是因为中国的工厂关闭了,也因为它依赖中国消费者。大约 30% 的全球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中国的港口,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地方,但是到 2020 年,超过 1/4 到北美的运输被取消。

▲位于湖北武汉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现东风汽车制造厂)

流动和建设慢下来,重创了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中国是世界第一原油出口国,每天要运输 1 千万桶的量,但是随着中国的商业活动和之后的世界流动减缓,油的存货堆得越来越高。今年是 2009 年以来第一次,能源分析员预测整体消耗量下降。这次的规模缩减是一场零和博弈,沙特阿拉伯在过去的一周决定加速股份竞争,宣布原油生产量增加,降低价格,撕毁了和俄国在 2017 年达成的限制生产协议。因为享有所有国家中最低的生产成本,沙特阿拉伯赌将价格降到最低点,就可以甩开竞争者们。虽然目标是俄罗斯,但这开局一招,连带着损害了像委内瑞拉、伊朗这样的中型生产者,更不用提美国的页岩气公司了。道·琼斯(Dow Jones)上周一一开局,就跌了 5 个百分点。

金属市场也有相似的损失。中国是钢铁、铝第一出口国,也是锰合金、硅等金属的主要进口国。当新冠疫情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供应链。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复工了,但是由于世界其它地方生产和消费都因疫情瘫痪,金属工厂仍前景惨淡。钢铁和铝都因为昂贵和高风险而不能停摆,所以公司从未停止生产过。现在的剩余产能已经需要几个月去消耗。自 12 月起,中国的铝存量已经是之前的两倍,钢铁存量比去年多 45%。

这样的状况暴露了我们的全球社会有多荒谬。这个系统的目标并不在于满足我们欲望和需求,也不在于为人类提供更多实用的物品。相反,它为要将物品转化为价值的冷酷压力所宰制,因而不停地生产、售卖、购买,让人无休无止地消费商品。不像地震或饥荒,新冠病毒爆发没有毁坏我们生产物品的能力,实际上,这可能造成两样对人类而言最有用的东西累积量之巅峰。但是几周的隔离下来,大大削减了它们的价值,重创了货币,与之挂钩的股市,还有个人存款。供过于求并没有让我们变富有,或缓解我们的自然欲望,相反会让我们更贫穷。身处如此安排财富和价值的不合理社会系统中,难怪那么多社会不可能叫市民们减少商业活动以控制病毒。

控制病毒的传播,不光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正在运作的是牟取暴利的整个全球系统和它结构性的规则和动力。疫情揭示的不仅是公司得“走出去”才能致富这样老掉牙的故事,更是在 2020 年我们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互相依赖程度。哪怕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钻井装置和中国的钢铁工厂好好运作着,只要美国和欧洲还在隔离中,这些产业,全球经济就可能崩溃。国际劳动分工在今天不可能延续下去,除非每一部分都保持健康。

4.民族主义病毒?

在一月的大部分时候都隐瞒病情,还惩罚了“吹哨者”之后,中国政府终于采取行动,同在武汉出现的病毒战斗,向外面的世界展现了模范管理者的形象。国外媒体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样的描述,就像一位 WHO 官员说的那样,“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为应对疫情爆发制定了新标准。”但是中国公民们却对此持怀疑态度。2020 年 2 月 7 日,一位 34 岁的医生李文亮突然死亡,他之前因为早早地向朋友说了新冠病毒的事而受到了惩罚。他的故事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激起了民众汹涌的愤怒和悲伤。三月初,一位官员访问了武汉,想做一下公关,结果,网上流出了视频片段,百姓们对着他反复呐喊“假的!假的!”在社交媒体上有人指出,二月初每天官方播报的确诊者与死者比率固定在 2.1%,如果把这段时间的数据画成图表,会得到一个完美的二次元方程弧线。

与此同时,美国的理论家试着说服自己,中国的应对方式是致命的错误。他们说,中国的数据是不可信的,信息不透明,以恐吓为统治法则。但是美国政府做得更好吗?听闻特朗普公开表示让感染了病毒的游船停在海上以降低病例数,读到议员一边否认病毒威胁一边在秘密会议上买卖股票,目睹中层官僚因为懦弱出于自保而屈服于白宫指令之后,划清失衡的专制和有序的民主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周,两国都陷入了一场阴谋论的小型战。中国政府现在禁止所有美国记者入境,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美国军人十月时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试图控制中国的国际形象。作为报复,特朗普本周竭力地反复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但就事论事,中国政府至少修正了一开始堪称灾难的管理失当,并让市场经济让位于强劲的国有部门,马上投入生产口罩、药物,不计财政损失地立马建了 1600 床位的医院。这些措施可以大大缓解美国现在的状况。

这并不是要对根本上不同,也都颇不完美的两个社会含糊其辞,而是想说,病毒的传播现在完全颠覆了美国长期以来用过分简化的东西方对立框架消化中国相关新闻的典型方式。不出预料,种族主义的保守派政客和媒体人过分地说到“武汉病毒”。但是也有很多有自由思想的人物表达了一种微妙的美国例外主义。

鲁迪·戈贝尔(Rudy Gobert)宣布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当晚,ESPN 相机捕捉到了达拉斯独行侠队拥有者、鲨鱼坦克明星马克·库班(Mark Cuban)的实时反应,拍到了他上身后仰,对别人喊道:“你看到了吗?!”后来被问到他当时在想什么时,他说:“这太疯狂了。不可能是真的。我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更像是电影里的场景,不是真的。”同一天,库班说,中国已经有超过 8 万宗病例,光是意大利就死了 196 人。他还在寻找什么迹象?库班的不可置信体现了在上周大多数美国人日渐明显的态度:尽管清清楚楚、堆积如山的科学证据显示一场大流行病不可避免,他们不但天真,而且傲慢地否定了出现在自己国家的可能性。没有比机构和公司(体育联盟、当地政府、音乐厅)仅仅口头咨询专家和权威更能展示美国的例外主义,这一行为暴露出了他们其实并不认为大流行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连可能性都没有。

所有这些回应的共同之处是一种美国信仰,新冠病毒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病毒传染?封城?那是只会发生在“那里”的事,在贫穷的、非白人国家,而绝不会是这里。现在,这般目光短浅的东西方对立思维已经表明了自我破坏的威力,美国政府暴露了自己根本没为疫情爆发做准备,许多美国公民对社会不负责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数据已经开始步意大利、伊朗后尘陡然飙升很久之后,他们还试图为手部消毒液定价,还挤满在餐厅和酒吧里。病毒已经跨过了边境。病毒嘲笑着“强大”的政客和民族主义的傲慢。

值得再次强调,新冠病毒传播的事无法脱开市场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正是那些日常生存最依赖市场的人,最容易感染病毒。如果你把途径中国和与中国展开贸易的节点(西雅图、首尔、库姆)画出来,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最先被疫情冲击,也让它再传播到别的地方。对那些处在一线和经济状况最不稳定的地方的人来说,病毒和市场亦步亦趋,近乎同步。市场经过十多年的紧缩,目前还没有被摧毁,但病毒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对市场造成威胁。

到现在为止,亚洲境内的新死亡人数和确诊病例远远少于其他地方。我们还能不停地称之为“武汉病毒”吗?很显然,不管起源自哪里,它现在都是一种全球病毒,它的传播带来的威胁将考验全世界在采取负责任行动和区分长期目标、短期利益上的集体能力。最重要的是,接下来几周将相当于一场公决审判——对我们在 21 世纪建立的政治和牟利的非理性系统,目前为止,这一系统正在这个最糟糕的时刻让我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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