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乡村的“农事诗篇”——付秀莹《陌上》简评

发布时间：2024-12-22 08:13

《平凡的世界》-路遥：中国农村变迁的史诗 #生活乐趣# #读书推荐#

内容提要：《陌上》以乡村日常生活的新常态为基调，表现乡村在衰颓与复兴之间的丰富生活情状，忠实记录了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下乡土社会不断加剧的异化现象。现代生活浪潮已经席卷乡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小说从城市消费文化元素、信息技术与新媒介符码、盘算筹谋的亲密关系、物化的婚姻情感模式、无节制的生命欲望、日渐崩塌的朴素道德伦理，以及群体性的怨恨情感等乡村日常生活诸方面的变迁，书写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的总体风貌与普遍生命体验。

关键词：付秀莹《陌上》风俗画日常生活异化

公元前一世纪维吉尔的《农事诗》，和《诗经》中被誉为中国农事诗的《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都是按照一年四季次第展开对乡村生活的动情描写；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则可以称之为当下中国乡村的“农事诗篇”，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启示。

一

乡土文学是百年中国新文学的最重要的板块，也是其标志性的成果所在。从鲁迅的《风波》《故乡》《祝福》《阿Q 正传》，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沈从文的《边城》《潇潇》，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直到21 世纪之交的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贾平凹的《高老庄》《秦腔》《带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毕飞宇的《平原》和“玉米”系列，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家作品阵容。

但是，繁荣之下也有隐忧。当下仍然在从事乡土文学创作而成果显赫的作家，如前面提及的莫言、贾平凹、毕飞宇等，大都是“50后”“60 后”，他们的乡村生活经验，则是以1950-1970 年代为主要时段，尽管说作家们通过不断地返乡观察和思考21 世纪乡村的新现实，但是其与当下乡村生活的隔膜和内在的力不从心不必讳言，此其一。“50后”“60 后”成长的时代，政治氛围浓烈，在他们的记忆中，名目上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实质为权力斗争的严峻态势让他们刻骨铭心，他们的乡村书写，因此也向政治—权力倾斜，就像莫言近作《地主的眼神》和《斗士》，往事的纠缠让他一提笔就直奔乡村政治的命题，对当年盛行而至今有人念念不忘的“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深恶痛绝。孟繁华曾经将贾平凹和关仁山分别作为哀叹乡村衰败和歌颂农村振兴的两位代表性作家，但这正是政治性思考的一体两面：乡村历史走向的衰落与振兴，此其二。

那么，当下的乡村生活情景靠谁来叙述，在衰颓与复兴彼此之间的中间地带，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风景呢？

这就是付秀莹从乡间阡陌上飘然而至的意义。在以皮革加工业为经济发展龙头的芳村，治理生态污染，给村子里的企业带来某些压力，让一些打工者歇在家中；北京举办重要的国际性活动，不许大举烟火，也会给正在办婚宴的村民造成意外的困扰；但这样的沉重还不至于将人们压垮，生活仍然在继续。乡村中的政治因素固然浓郁，建信在芳村也可以说是叱咤风云；但是风水轮流转，为了争夺新的一轮投票竞选，建信和他的竞争对手挖空心思拉拢人心；那种请全村人在春米家开的餐馆里吃宴席的设想，却也很傻很天真，让人看到权力的不稳定不可靠，没有铁腕人物可以掌控全村，也没有一个长久不变的权力结构。经济和政治的决定性因素相对黯然，于是，在芳村的阡陌和村舍间，众多的少妇络绎出场，然后是她们的丈夫、父母、邻居、情人，演绎出一幕幕日常生活中的杯水波澜，铺陈出一幅幅裂变中的乡村风景画。

这些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乡村女性，和历代的前辈女性一样为人女为人妻亦为人母，不由自主地裹挟进妇姑勃谿、邻里斗气的大小矛盾中，能赚钱的丈夫管不了，管得了的丈夫赚不到钱，上一代的老人要牵挂，下一代的儿女费心血，尤其是传统家庭中，给儿子娶媳妇，娶了媳妇还要操心生孙子孙女，这都是中国乡村生活的千年功课。同时，这又是一个大转型大变革的年代，经济因素的活跃，激发了人们的发财致富的梦想，伦理道德的崩解，释放出人们生命和肉体的欲望。

芳村的妇女们面对的，既不是《白毛女》中的恶霸黄世仁，也不是《玉米》中的村支书王连方—我们不会天真地否认黄世仁和王连方存在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而是说，这两部作品中，强权人物的予取予求，为所欲为，会将人们带向政治清算的视域；芳村的女性，毕竟已经走到21 世纪，随着乡村政治生态的改善和民主选举的实行，那种欺男霸女一手遮天的权势人物不复存在。相反地，身体的欲望和利益的交换，半推半就和以身相许，都有各自的利害关联在其中。在博弈中，每个人都没有绝对的优势。建信在前半部作品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从开始酝酿竞选开始，他就一天不如一天，开始众叛亲离。莫言的《枯河》中有个场景，小虎子爬上了白杨树的高处看到的是村支书家这当下中国乡村的“农事诗篇”棵白杨树冠绝全村，充满霸道之气。《陌上》中，建信登上了村委会所在的全村最高建筑物小白楼顶上，他没能体会到鸟瞰全村大权在握的欣然，却看到乱七八糟的电线、白花】花的鸟粪、红红绿绿的塑料袋等种种丑陋不堪的景象。他的失足从小白楼顶上坠落，是无心之错还是有意为之？

二

《陌上》以点连线、以线勾面的叙述方式，展现了芳村当下日常生活的全貌。

小说的楔子介绍了芳村的地理空间、家族关系以及与各个自然节气相关的风俗，隐匿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结构、资本势力、社会交际、人情关系便在家长里短、打鸡骂狗的常态基调上显现出来。芳村只有百十户人家，由刘、翟、符三方宗族构成。刘家祖上显赫，即使中间曾有大大小小的磨难，但至今在读书、生意、仕途上皆有人才，芳村人将之归因于祖坟风水好。能与刘家争锋的翟家，虽然祖上不比刘家，但芳村目前的当家人、村干部建信和皮革业首富大全，能深刻影响芳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乃至芳村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与刘、翟两姓相比，由于子弟们大多在城里生活，符家在芳村的存在感几近黯然。符家子弟为求方便早将“符”姓改写作“付”，父亲符振华前脚还怨怼后代不敬“祖宗王法”，后脚也只能在儿子寄回的丰厚钞票面前无奈地认可这一事实。仅以符家之事见微知著，在21 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芳村传统的家族伦理和家庭权力结构已经被子辈获得的经济力量所颠覆，过去是一家之主的长辈男性由于无力承担时代裂变中家庭的经济发展任务致使其在家庭和乡村社会中的地位逐渐式微。

楔子用散文化的温情笔触将芳村一年中各节气的风俗与生活中的人情特点娓娓道来。从空间方位上看，以“大队部”所在街道为中心的十字地带是芳村最繁华的地方。小卖部原先是供销社，售货员曾经是村民们羡慕的体面职业，当小孩子做着日后当售货员的美梦时，乡下人的哂笑印证了计划经济时代物质资源的紧俏和“公家人”身份的高不可攀。小卖部旁边卫生院的医生被敬称为“先生”，芳村人给予乡村医生最高的敬重。再后就是只有家中待客才会光顾的烧饼摊子，芳村人不无小气地算计着一日三餐，皆是因为囊中羞涩。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便是做饭和家务，是日常用度。女人们在跟走街串巷的货郎讨价还价中占尽便宜，有时还能给小孩子顺一颗糖球，这是女人们的生活智慧。

从农历正月到腊月，一年中的各个节气与芳村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在芳村的传统乡俗中，重大节日仪式均由家庭中的男人主持；正月里看唱戏，未婚姑娘的扭捏与已婚妇女的泼辣形成活泼泼的乡里景观；“女红”不好的小媳妇因受到村里嘲笑而成为小女孩的反面教材；成就姻缘要看八字、属相是否相合；婆媳、妯娌、姑嫂之间的矛盾最是惯常，就连在为亲人上坟时都要借机数念一番；芳村女人的社交多得是闲谈扯淡，由此制造了诸多矛盾是非，泼辣的找上门去痛骂一回，

窝囊的回家发泄一通。这一堆拉杂冗长的叙述，镜头感、画面感极强，是芳村日常生活的忠实记录，也是付秀莹最为深刻的童年经验。作为乡村文化重要符号的风俗，不仅生成、代表着乡下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情趣，更“使乡村生活成为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既是乡村的符号，也是乡村与其无法剥离的现实生活”①。

三

然而，一旦进入正文文本，芳村生活在“风格”上的巨大反差令人猝不及防—自然节气与风俗生活同芳村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日常生活的加剧异化是每一个芳村人的生命体验。高频次出现的芳村人对“世道变了”之喟叹是芳村人的直观感受，无力挣扎时的认命是芳村人对生活变迁的随波逐流。

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使乡村日常生活逐步与土地、自然相分离。在外务工与求学者的日常生活要在城乡两种有巨大反差的文化空间中来回切换；留守芳村的年轻人大部分在大全、增志等人的皮革厂做工；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年轻女性如翠台儿媳、素台女儿也不再以家务为日常生活核心，而是整日泡在电脑、手机、因特网中打发时间；小汽车与城里的高层商品房是芳村从富户到中下之家的消费“刚需”—对大全、建信之流是九牛一毛，对一般人家是几辈人都无力支付的婚姻缔结成本。不论奋斗在城市或地方，芳村人单调、重复、刻板的日常生活已经毫无“风格”可言：重复的工厂劳动和污染的水源田地、被媒介技术裹挟虚度时日的年轻人、盲目跟风城市消费文化以及被物化的情感婚姻模式，无一不是当下中国人最平凡、最熟悉的全无震惊感的日常生活内容。从芳村的日常生活变迁中，恰恰可以窥见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总体风貌：生产性农业劳动与日常生活的分离，农民不再困守于土地上而是规模性地转移到城镇工业生产中；前现代式的完全依赖土地的生存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芳村人的现代生活需要，这就造成自然节气风俗生活与当下芳村日常生活的必然脱节。在前现代社会，每一事物与每一种活动都是与某种风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农事生产与自然世界的节奏和周期保持一致，生产目的与使用价值保持一致，村庄的风俗规定着农民的劳作方式、庆祝方式和家庭组织方式。②也就是说，前现代社会的乡村日常生活与节日、自我与村庄均处于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中。以此观之，现代生活浪潮已经席卷芳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的朴素道德体系日趋崩析。原本是家庭权力顶端的长辈男性由于无力在乡土社会转型中使家庭成员受益而被排斥出权力核心；伴随这一权力等级更迭的是，如耀宗他爹和增产这辈老人所秉承的朴素的道德底线（“良心”“礼法”）失去了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的效用。取而代之的权力主体是在新一轮变革中能有效支撑家庭发展的成员及其价值观念、奋斗途径和成功标准：皮革业头号人物翟大全掌握着芳村的经济命脉，他通过巨款贿赂使建信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一把手，二人以公器牟私、资本与当下官僚权力合作无间。耀宗医学院毕业后回芳村主持卫生院工作，漫天要价、看人下菜不说，还侵吞“新农合”医保费用；香罗在城里表面经营发廊生意实则操纵性工作者发家致富。相反，团聚夫妇因货款被亲戚挖空导致资金链断裂而面临工厂倒闭危机，他们宁可贷款发工资而不愿苛待工人。大全、建信、香罗一类的“能人”被芳村人视作成功标准，

而团聚夫妇则备受嘲笑，即使文盲村妇也以“读书无用”讥笑拮据度日的乡村教师。以此再观，基于普遍人性的朴素德行反被非议为过时落后，唯经济与政治收益为成功准绳。

现代日常生活是不断被异化的生活，其核心是单调的、重复的日常性。③从自然节气风俗生活的日薄西山，到芳村人被现代性掠夺之后的日常生活，再到几近崩溃的乡间朴素道德，都折射了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下乡土社会不断加剧的异化现象。按照列斐伏尔的解释，“异化”现象伴随人类社会始终，人的不断实现与不断加剧的异化这对立统一的两面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人的不断实现包含了不断加剧的异化过程，反之，不断加剧的异化过程也包含了人的自我实现。换言之，人类社会就像永动机一样周而复始地进行自我实现与自我对象化，尽管异化生活已是芳村常态，但“发展”本身确实给予人们比前现代社会里更自由的个体空间和更为丰裕的物质生活—新楼房、空调、浴室、小汽车、电动车、手机与电脑等现代城市消费符码在芳村一一可见。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背景和城市化的现代进程造就了乡村对城市的完美想象，当城市生活符码不被甄选且无差别地出现在乡村的时候，《陌上》中汽车飞驰而过经久不散的漫天尘土与香罗歪歪扭扭走在坑洼土路上的高跟鞋，便是对这种毫无个性风格的、不协调的乡村现代生活的形象性反讽。

四

《陌上》的绝对主角不是建信、大全这类掌握芳村基层政治和经济命脉的权力主体，而是那些在异化生活中各自怀抱隐秘心事和满腔怨恨的女人们。

小说第一章从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

那天翠台到新院房叫儿子儿媳一起吃早饭开始，描写翠台站在院门前的踌躇延宕，从而引出她内心不断回闪的由于为儿子张罗婚事而遭遇的委屈心酸，再到她与妹妹素台的矛盾关系，以及她面对堂妯娌香罗时的复杂心绪，一系列前情原委仅仅在相当短暂的文本叙述时间（早晨）内被勾勒出来。由此，与翠台、素台、香罗相关的各路人马如爱梨、小鸾、望日莲、春米、大全、建信等诸多芳村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心灵秘史，便如画轴一般款款伸展开来，使人得以管窥当下中国乡村常态生活之一隅。

在城市化进程和乡村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期，芳村女人夹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文明大冲撞的裂隙中。一方面，现代城市物质文明与中产阶级生活格调深刻地影响着芳村女人。高跟鞋、美容、烫发等表面上极具性别化意味的女性消费符码是芳村女人追捧的时尚，商品房、家用电器、电脑、手机与网络也是芳村女人向往的生活品质。当这些现代符码成为芳村女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共性想象和追求时，求之不得的怨恨感愈来愈腐蚀、毒害着她们的内心。另一方面，经历30 多年发展的粗放型皮革业虽已穷途末路，但芳村家家户户的生计几乎都与皮革业紧密相连。自然经济的消亡并未完全消解乡村内在的传统价值，芳村女人仍以男人以及与对方结成的亲密关系为主心骨，依赖且要求婚姻/ 情人关系中的男性为她们实现自身向往的生活。由是观之，芳村女人的欲望在社会转型期中被放纵出笼，她们意图模仿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格调，以大全、建信这样的经济、政治暴发户为成功标准，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惯性之下，将自身、家庭的前途与命运完全托付给亲密关系中的他者，对自身及其家庭发展规划缺乏独立的、清晰的认知能力。当她们的伴侣或亲密关系中被寄予厚望的那一方无力或无能为她们实现己愿时，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她们长久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怨恨情感，以至于对周遭的环境、人事乃至家庭成员满盈敌意。不论是中年阶段的翠台、素台姐妹、大全媳妇、建信媳妇，或是青年组的小鸾、爱梨、望日莲，就连考学走出芳村、扎根北京的小梨，都受困于现代与传统间撕裂的生命体验和以怨恨为核心的、扭曲的心理性格。

日益被强化的、普遍的、群体性的怨恨和分裂的言行举止是芳村女人的常态。例如，爱梨娘家允婚的前提是城里商品房、村里新楼房和汽车，但翠台家庭总收入处于中下层，只好向妹妹素台求助。二人少年时感情淡漠、面和心不和，如今鲜明的贫富差距更使得翠台在面对妹妹时颇为自卑，所以素台在家接待她时脸上的面膜、烫发、时尚装扮乃至言谈举止都令翠台颇为嫉恨。翠台也不过是40出头的“70 后”，可是从心态到装扮完全是一副为家庭、儿女劳碌一生、彻底放弃自我的旧式乡村妇女形象。她不唯独怨恨资助儿子购车的妹妹，她对待堂妯娌香罗也是满怀恶念。尽管芳村人暗中都议论香罗在城里不甚清白的发廊生意，但也都大大方方地羡慕她的富有生活，模仿她的时髦穿戴。翠台登门央求她引荐儿子到大全工厂打工，一出人家院门便用极尽下流怨毒的咒骂发泄不平；当她与邻居闲话时听到对方辱骂香罗，“心里竟是十分的痛快解恨”，甚至家中来客时也要勾引对方多说几句香罗的是非。人前奉承、背后诋毁的两幅面皮是芳村女人的常态，即便是新婚的爱梨也迅速转变成了“鱼眼珠子”，可见怨恨对心灵的毒害有多么强大的传染力。在芳村，怨恨是女人们的普遍生命体验。热络社交之下隐藏的阴毒内心，对待施助者的暗中百般诋毁，以及无法平复、难以停歇的持久怨恨，这一切都让我们无从辨认人性之浑浊底线。究其根底，芳村女人们只能从比较体验中得以确认他人与自我，其怨恨孕生于同他人时刻进行金钱收入、物质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多寡高下的攀比体验之中。之所以在邻里、婚姻和家庭成员这些典型关系中构成了芳村女人群体性怨恨特征的丰富源泉，是源于舍勒式的“存在嫉妒”④ ，即将怨愤和仇恨指向他人的本质存在，他人纯粹的生存被感受为对自己的生存性压抑。芳村女人的怨恨，是社会大裂变时代某种独特的生存与情感困境，是弱势者无力且无能改变自身处境的产物，同时象征地折射出转型期城市之于乡村的双重形象：城乡分治与结构性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乡村长久性地处于劣势地位，城市生活是乡村关于美好未来的模板，同时也是怨恨和排斥的对象。

虽然现代技术生活元素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但是城市物质文明与数字信息时代并没有使芳村女人在自我主体性建构上获得积极意义，难以从观念和行动上给芳村女人带来更为开阔多元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发展规划。例如，汽车作为城市日常生活元素，是经过现代社会发展选择的结果，它不仅满足虚荣心和炫耀欲望，其价值也异化为财富、阶层、等级的外在形态；但它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单纯地使用和愉悦，而是在积极意义上作为“实现自我”和彰显主体性价值的手段：个体“部署休闲的品质、冒险、活力、掌握自己、能量，甚至性感一起成为这种与小汽车关系的一部分”⑤。对于芳村女人来说，汽车与她们自我实现之间并无对应联系，它只具备异化功能—或是婚姻缔结成本，或是“面子工程”。至于电脑、手机、网络等新媒介，是芳村女人“新世代”（爱梨、云儿等“90 后”“00 后”）的“宠儿”。“新世代”除了极少数通过高考或外出务工离开本地，绝大多数仍延续传统的婚姻家庭生活模式，比之上一代（婆婆和母亲），她们已经与农耕劳作和家务活动相分离。然而她们的知识技术储备、受教育经历和素质短板，使之并不具备从网络中检索、识别、汇集有助于提升和改善自身处境的相关信息的综合能力，更不能理解那些数字空间所展示的有关个体的、敞开的、相对自由的有效价值，而是将数字空间单向度地用作打发时间的聊天工具。她们在网络空间中窥见的别样人生、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反而在消极意义上加剧了她们的怨恨感。如果说她们的上一代还能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尚有喘息之力，那么“新世代”将在技术与信息炸裂时代何以自处呢？

芳村女人并非社会转型期中完全被动的角色，她们有着农民阶级与生俱来的精明盘算。她们不具备参与竞争的知识、技术资本，也不愿从事高强度的廉价劳动，但她们深谙如何利用身体快速转化为收益。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性交换同时看重物质利益、身体愉悦与情感获得。望日莲、瓶子媳妇以及芳村诸多心思活跃的女人，把大全、建信、增志以及耿秘书这类具有某种时代典范性的“男性气质”（资本与权力）的人看作是可被她们捕获的“猎物”，并以与之建立较为长久、稳固的婚外亲密关系为目的。物质实利、性愉悦与情感需求等三种欲望的统一，构成芳村男女亲密关系中最为特殊的部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在传统的性道德规范中全身而退。此外，小说有一处描写是建信媳妇梦到剪断丈夫的生殖器，而现实中建信正处于新一轮芳村基层干部选举的困境；复仇梦境映射着妻子强抑的怨恨和愤怒，然而她仍想法设法尽力帮助建信解决政治危机。备受身体和情感压抑的大全媳妇、建信媳妇们在婚姻家庭关系内处于劣势地位，但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一方，她们以趋利避害的本能和韬光养晦的朴素智慧盘算着未来。欲望与权衡、利益与算计是芳村女人本色，她们既主动实施“捕猎者”计划，同时亦无可幸免被物化。当我们将目光持续聚焦城市空间中的底层叙事与被现代性摧毁的乡土生活时，《陌上》另辟蹊径，以芳村女人常态性的怨恨体验，展示繁荣与没落并存的乡村转型期生活情状。

在改革开放40 年来的大转型时代，中国人对大地的态度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情感形态：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占用的农田乡舍使乡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淘金”，逃离乡村、融入城市，是每个农村年轻人都有过的理想。乡村被置放在先进、开放、时尚的对立面。另一方面是深受“现代病”之苦的城里人怀抱“诗和远方”的小资情调，将乡村想象为小国寡民式的桃花源。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情感形态面向，就是中国乡土文学语境中的“逃离”主题。不论是从城市还是乡村逃离，二者的价值都是依托其对立面来显现的。也就是说，浪漫主义的田园理想恰恰是因为它的反面意象—城市而成立，反之亦然。

当主流乡土作家将笔触投入当下乡村的时候，往往惯性地直奔旧日乡村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命题，非常态性的、创伤性的乡村生活记忆深深地烙印在创作主体的生命经验中。正是在这样的主流创作倾向比照之下，《陌上》所呈现的乡村在当下大变革时代中的日常生活情景与众生相，显示了与众不同的在地性意义。从叙述结构上，《陌上》以出场人物为原点，逐渐连点成线、以线勾面的笔法，书写隐匿于日常性中的政治生活、资本势力、人际关系、家庭权力变迁等诸多乡村生活在裂变时代的新常态。当下无风格化的、异化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乡村经济振兴与道德伦理衰颓的两面，也有求生存求发展的农民阶级事无巨细的权衡算计与朴素智慧，无一不是身处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欲望与理性夹击下的普通人的情感困境以及生命体验。《陌上》的特异之处在于，它始终以当下乡村日常生活的常态作为一种基质，把对田野与苍穹、露珠与草花、季候与时令等自然景致的书写穿插为人物日常活动和情感心绪的点缀，表现出乡村生活的矛盾与复沓；在追怀童年经验的风俗生活与叙写变革时代的异化生活之间，徐徐道出两极世界的中间地带，这也是令我们感到其兼具的魅力与困惑所在。魅力与困惑，正是《陌上》经常被人言说又无从言尽之处。

注释：

①曹文轩：《陌上•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3 页。

②吴宁：《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探析》，《哲学研究》2007 年第2 期。

③⑤ [ 法]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52、418 页。

④ [ 德]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舍勒选集》（上），刘小枫选编，罗悌伦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408 页。

[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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