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秋英:刘震云小说中的生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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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坛,要论幽默,首推刘震云。刘震云的幽默藏在他小说的语言中,藏在故事情节里,更藏在他对生活的态度中。他就像一位智者,洞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并带着一脸的“坏笑”,以“不正经”的笔墨、插科打诨式的玩笑、戏谑的搞怪,带给人无限轻松愉悦的同时又给人以深邃的启迪。
刘震云的小说语言向来不以长句取胜,而是在精致、浅白的短句中徐徐展开故事,勾画人物,言说哲理。这样的语言既土得掉渣,又尽显时尚与睿智,使人不得不快速沉入他精心构筑的故事,并情不自禁地爆发出阵阵笑声。无论是成名初期的《塔铺》《新兵连》,还是之后的《单位》《一地鸡毛》以及“故乡系列”“说话系列”,都渗透着一股幽默劲儿,能瞬时带给人快乐。那个原本富有崇高理想与诗意追求的小林(《一地鸡毛》)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也只能焦头烂额,最终沉溺其中,一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尽显滑稽,却道尽了生活的无聊与琐屑。那个一心想要打赢离婚官司的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怂恿自己的弟弟李英勇杀掉前夫秦玉河,弟弟临阵脱逃,李雪莲伤心至极,“除了知道李英勇并不英勇,还知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这句话是错的”,尽显调侃,令人捧腹,却又充斥着人物对生活的无奈。教书先生老汪(《一句顶一万句》)一丝不苟地讲课,学生却听不懂,于是有人让东家老范把他辞了,老范却说:“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看似有理,实则吊诡,充满悖逆性,却又让人乐不可支。
与此同时,刘震云小说的语言幽默还有一个“杀手锏”,即“不是……而是……”所营造的拧巴式幽默,如“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不是”是怀疑、否定,“而是”才是真相、本质,它带着讥诮、戏谑,将笼罩在事物表层的假象统统剥离,让生活本身的拧巴状态淋漓展现。脱离了“不是……而是……”这一语言介质本身,故事就无法被复述,这不是“叙述的窄门”又是什么呢?对于语言,刘震云的雄心在于,重新思索并开掘出汉语的丰富性,通过词语联结中意涵的模糊性与歧义性还原生活本身的矛盾与悖谬。刘震云小说的语言幽默就体现在犀利刻薄的反讽修辞中、狡黠的指桑骂槐中、睿智的含沙射影中,有趣且生动,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刘震云说,写作就是聊天,和自己的人物聊天。可以说,他小说叙述开始的地方,就是幽默开启的地方。
刘震云小说不光语言幽默,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定更幽默。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身处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不管是新兵蛋子、刚入官场的农村大学生,还是卖豆腐的老杨、赶大车的老马等,他们裹挟在生活的琐屑中,不乏狡黠、市侩、机灵,却又有着农村人的质朴、纯真与善良。用漫画手法塑造人物是刘震云实现幽默的又一法宝。《官场》中的陈二代个子低矮,鼻孔冲天,绰号“二百五”。《单位》里的局长老张长了个猪脖子,多肉。《新闻》中的“大头”身子像根大虾,上面顶个大头。这样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幽默感自不待言。即使是“故乡系列”中的历史大人物,如曹操、袁绍等,也早已褪掉原本的深谋远虑、英勇果敢本色,变成了滑稽猥琐、灰头土脸的破落户儿,煞是新鲜有趣。他就连给人物取名也不忘利用谐音幽他一默,那些法律系统的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行政系统的史为民、蔡富邦、储清廉等,因为其人其行总是那么地名不副实、表里不一,有时甚至自相矛盾,所以这样的扁平人物总能让人哭笑不得、忍俊不禁。
刘震云的小说故事或植根于日常生活或探入纵深历史,在“面和心不和”“芝麻变西瓜”的内在延展中,一股幽默的气息生发出来,既带着浓郁的烟火气,又充盈着深刻的生活哲思。刘震云最擅长从“关系”中营造故事情节,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事与事之间,他总能把握其中的本质、症结,并以极强的戏剧性紧紧攫住读者的阅读神经,使阅读真正成为一种享受。“面和心不和”是他观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充满着人性与利益的博弈、权力与欲望的纠缠,这些带给人无尽的烦恼、焦虑与压抑,使人常常违心地戴着面具生活,而“面和心不和”将这样的纠结、身不由己演绎得淋漓尽致。《塔铺》中一众考友表面相互帮助,背地里却为争难得的复习资料展开激烈竞争;《新兵连》中的“老肥”、王滴、“元首”明面上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可为争当骨干、分配好工作,却相互嫉妒,甚至私下打小报告。《单位》中局长老张和副局长老孙一直面和心不和,女老乔、小林、老何等也是勾心斗角、相互利用。
刘震云对事与事之间的体察也极具敏感性与观察力,以“芝麻变西瓜”的幽默揭开了人世间的荒诞本质。《新兵连》中的“老肥”最初因为不小心尿了排长一身,而被排长记住并结下梁子。之后因为羊角风又被排长报告上级遣散回家,走的时候还痛哭不该尿排长一裤,回家不久便自杀了。这样,尿就与自杀联系在一起。《单位》中女老乔和女小彭不和,小林因给女小彭买了一只蝈蝈就得罪了女老乔,入党的希望随即化为泡影。蝈蝈就和入党联系在一起。《我叫刘跃进》中的工地厨子刘跃进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包,之后又捡到一个装有钱权交易U盘的包,结果各路人马竞相寻找他,他不得不到处“逃亡”。于是,掉包、捡包就和“逃亡”联系在一起。在一系列的错位中,本是芝麻样的小事最后却演变成一发而不可收的大事,着实让人啼笑皆非。正是事与事之间的不可控性和不合理性,让我们窥见了世界本身的荒诞。刘震云的幽默也关涉人的孤独。喧哗扰攘的大千世界,想找到一个说得着话的人却异常艰难。那位名叫杨百顺(其实诸事不顺)的人一生就是为了寻找到一个“说得着”的朋友。他找来找去,甚至几易其名,见证了人世冷暖,到最后却发现只能和自己的养女巧玲说得着,可惜养女却被他弄丢了。还有那位俊俏无比的神话人物花二娘,用笑话抗衡三千年等待情郎的孤独和内心的伤悲。这是一种含泪的幽默,它所折射出的是人对温情的期待与向往。
走上文坛四十余载,刘震云的幽默已铭刻进骨子里,并熔铸成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他的幽默气质与他的故乡、与故土上的父老乡亲以及情深似海的家人紧密相系,是民间智慧的结晶。这位在中原文化濡染下长大的作家,深刻地领悟到幽默是化解一切沉重、严肃与痛苦的解毒剂,是以全新姿态启航新征程的力量之源。刘震云说,一般的幽默要么是语言幽默,要么是事儿或者理儿幽默,而“河南人的幽默是根儿上的幽默,”并指出“故乡和乡亲对我创作最重要的影响,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幽默”。刘震云熟稔乡土的人事,喜欢和农民打交道,喜欢逛菜市场,听着那些充满生机和乐趣的幽默笑话,他会感觉到很温暖。他身上的幽默与他的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舅舅们传授给他的生存智慧是分不开的。赶马车的舅舅,教导他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木匠的舅舅,告诉他做事情要慢。还有一位“大哲学家”舅舅,在刘震云看来不亚于康德、黑格尔。他问刘震云聪不聪明、笨不笨,如果既不聪明也不笨,那么将来靠实力只能娶到小寡妇。而要改变这一悲催命运,那就要离开故土。于是,刘震云果真就去当兵了。这就是幽默的濡染和力量。
生活,就像幻变的天空,有时晴空万里,有时雷雨交加,有时又云迷雾锁。面对生活,需要一种松弛,一种洒脱,一种淡泊。世事洞明,皆是智慧,而幽默正是智慧的最高形态。刘震云小说中的幽默是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庸常与琐碎时的解脱与自由;是一个人迎接人生低谷时的豁达与乐观,更是一个伟大民族在面对任何磨难与考验时的坚忍与顽强。他的幽默所激起的笑声不仅回荡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更是飘出国门走向了世界。生活中有笑声,一切的烦扰与忧心就会烟消云散。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度不了的关,一切皆以幽默待之,这就是生活的艺术!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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