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城市休闲与娱...

发布时间：2024-12-25 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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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热度不断攀升，其中城市休闲娱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1986—1995年

从1986年到1995年，相关讨论开始起步。这段时期，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大众休闲娱乐的文章屈指可数，较为突出的是陈鸣探讨近代上海娱乐的两篇文章。他认为，自开埠以后，上海文化娱乐活动在国内、国外两方面力量的冲击下发生了历史性的突变。国内方面，中国各地方戏剧和曲艺流入上海，促发和推进了上海土著娱乐性文艺样式的产生和成长。这既表现为文艺形式上的确立，成为艺坛上某一剧种或曲种，同时也在组织机构上完备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流浪艺人的形象。南腔北调的汇合、交流和互补，使上海文化娱乐出现空前规模的国内市场。国外方面，资本主义文化娱乐输入上海，刺激和启发了上海人的文化观念和日常审美心理，同时也给上海文化娱乐带来物质上的巨大变更。[※注]

陈鸣还从消费结构和消费指向两方面探讨了近代上海城市的文化娱乐消费，认为近代上海的每个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地选择消费对象，但经济收入、文化传统、民族性格、阶级地位等客观因素决定、制约和影响着每一个文化消费者的主观选择。[※注]

上述两篇文章从一个新角度揭示了近代上海生活史的面相，具有拓荒意义。当然，作者明显受了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在叙事表达与解释框架上侧重于整体上的分类与概括。事实上，清末民国上海的娱乐更多是一种摆脱礼教后的狂野与模仿西方的时髦，“人们的情欲世界则少了名士佳人恋曲的清雅气，更多的是被肤浅的欲望所驱使的短暂的逸乐……急剧繁荣的休闲文化创造了新的社交礼仪和摩登的外表”。[※注]在这一时期，近代上海娱乐还是一片值得深入开垦的学术荒地，其中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问题尚未呈现出来。

（二）1996—2006年

1996—2006年，相关讨论逐步拓宽视野，主要涉及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与公共空间。其一，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海外学者李欧梵以特殊的敏锐目光，回应世纪之交人们对老上海的怀旧情怀，于2001年推出文化评论作品《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注]。他说：“我写《上海摩登》时有一个很自觉的选择。当时整个中国根本不把都市文化放在眼里，我的立意是重新恢复上海的都市文化。”[※注]在该书中，李欧梵自觉地把“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引入“上海研究”之中，以民国上海的文学与作家群体为切入点，诠释当时上海的“现代性”。他试图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中，上海的文化是依靠什么制度被生产出来的。为回答此问题，他尤其注重上海都市文化的“硬件”，比如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等，对这些典型的上海风物进行细致描述和评说。比如，他细腻地讲述了一个上海舞女对日常开支的精打细算，因为她们体现了对某种传统的反叛，她们诚然可以被“现代化”为都市物质文化的载体或客体，但同时更张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她们对男人投射自己的欲望甚至游刃有余地戏耍男人。[※注]当然，《上海摩登》并非纯粹的历史研究著作，但其借用“新文化史”方法的某些叙述令人耳目一新，将读者带入了当时上海的生活场景中。继《上海摩登》一书之后，高福进著《“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注]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是第一本以20世纪上半叶上海娱乐业为研究对象的专著。

2003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近代上海的休闲娱乐。由此到2005年，学界的相关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

其一，从文本看近代上海的娱乐。郑祖安挖掘、利用了1941年一位上海青年的日记，在从一个侧面展示民国上海电影与戏剧的同时，还公开了其中有关休闲娱乐的部分日记内容。[※注]姚小鸥、陈波在《〈申报〉的戏曲广告与早期海派京剧》一文中考察了《申报》与上海海派京剧的关系。该文认为《申报》的戏曲广告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京剧在上海的发展，二者的良性互动体现了近代传媒与新兴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注]另一篇文章讨论了剧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认为剧场的发展是上海戏剧特别是海派京剧发展的重要环节，其建设和发展与《申报》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社会文化传媒对于戏剧艺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注]

其二，近代上海娱乐的公共空间。楼嘉军提出，20世纪初期的上海娱乐形态展开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进程，以戏院、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为代表的近代四大城市娱乐形态先后完成了活动空间和活动形式的变革，娱乐从追求物质层面的舒适发展到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注]姜进以越剧为切入点，分析了民国时期上海各种娱乐场所的不同观众群体以及观众间的性别和阶级分层。[※注]李菲提出近代戏剧与电影处于相互制衡又彼此借鉴的状态，传统戏剧并没有因为电影的传入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同电影一起构成了近代上海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市场。[※注]许敏在《晚清上海的戏园与娱乐生活》一文中介绍了上海地区营业性戏园的分布、投资主体、兴起缘由、经营方略等，列举了围绕戏园展开的一系列社会娱乐生活，认为晚清上海戏园是典型的娱乐社交场所。[※注]

（三）2006—2015年

2006—2015年，相关讨论更为深入，主要涉及近代上海的娱乐与休闲特色、公共空间与戏剧等专题。这一时期学界探讨近代上海娱乐的兴趣越来越浓，无论是研究视野，还是研究角度，都比过去更为新颖。

其一，从文本解读中观察近代上海娱乐的特色。

《申报》是承载近代上海娱乐信息的重要文本。黄益军、魏向东以《申报》为切入点，分析了晚清上海的娱乐生活及其特征，将之归结为俗尚奢靡、追新慕异、中西杂糅三个方面，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从社会生活层面揭示了近代上海城市化的历程。[※注]关心以《申报》为分析文本，撰文考察了近代西方音乐在上海演出的情况。[※注]他认为，上海商业性音乐演出构成了近代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西乐商业演出活动及清末洋人的音乐生活态度对当时上海人的娱乐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催生了城市娱乐意识与娱乐方式的多元文化。王晓静以“竹枝词”为文本，撰文解读了其中有关早期上海的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心态，试图更真实地了解上海早期民俗风情的真实形态。[※注]洪煜撰文考察了近代上海小报娱乐式的新闻舆论公共批评。[※注]洪文认为，晚清以来流行于上海的小报在近代上海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建构市民文化公共空间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

其二，深入讨论近代上海娱乐的公共空间。

戏园、影院、公园等娱乐场所无疑是近代上海典型的公共空间。方平撰文考察了戏园与清末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问题。[※注]方文认为，原本通过戏曲表演为社会公众提供休闲娱乐服务的上海戏园，在20世纪初兴起的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下，被演绎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启蒙功能的公共空间。作者分析说，由于当时戏曲被赋予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重任，愈加凸显社会批判性，以新舞台的建立为标志，伴随着戏园建筑样式、空间结构、表演方式的变革以及表演剧目的推陈出新，上海戏园的整体氛围、社会功能和空间属性都发生了变化，逐渐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场所转变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

在近代上海，电影院像戏园一样被赋予政治功能。姚霏、苏智良、卢荣艳共同撰文考察了大光明电影院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关联。[※注]该文认为，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以西式建筑、现代装饰、好莱坞电影等元素迎合并引领了民众对西方娱乐方式和西方文化的推崇，成为近代上海摩登生活的空间符号。

熊月之在《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一文中系统考察了上海租界的公园与公用私园。熊文认为，这些园地是上海居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展示上海城市异国情调的地方，相当部分还承担着城市广场功能，对上海市民带来相当复杂的影响。[※注]作者还指出，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等凸显西洋色彩且长期禁止华人入内，因而成为民族歧视的标志。由于公园门票价格较高，上海相当多居民无力入园游览，民国时期租界公园增多，华人公用私园衰落，是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增大、地价上涨的结果，也显示了上海公共休闲空间的复杂性。

胡悦晗运用“集体空间”的概念，透过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三个主要的城市休闲消费场所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如何通过休闲生活获得身份认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其认为，这些城市休闲消费场所具有的“非日常性”餐饮消费功能被淡化，而作为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空间场所的功能逐渐凸显。上海知识群体通过不同的方式占据、争夺、表述城市公共空间，使之兼具公共性与私密性的二重特点，并建构起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群体身份认同感。[※注]马军考察了上海百年来舞厅娱乐业的发展，并从市政管理角度切入，分析舞厅与市政当局之间的历史关系，较为全面、立体、多维地反映了舞厅业在近现代上海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注]葛涛以近代上海唱片业的发展历程为主线，考察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述唱片在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广播唱片所拥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唱片在近代爱国主义运动中的遭际、民国时期唱片审查制度的兴衰。[※注]

还有学者注意到近代上海城隍庙中的信仰、娱乐与商业等多元一体的景象。其认为，从晚清到民国，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注]叶中强撰文考察了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及其社会功能。叶文认为，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从四马路向大马路的拓展，不仅演示了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近现代化过程，亦表明了资本主义经营的一种空间策略，即它在生产实体性消费空间的同时，也在生产相应的文化心理空间。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在为市民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之外，还承载着开展社会交往、传递近现代意识、融通中西文化、结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重要功能。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物质形貌和文化底色。[※注]

其三，重点考察近代上海的戏剧。

近代上海戏剧独有特色，在上海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徐剑雄考察了1911—1949年的上海京剧的票友与票房。徐文认为，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始终存在着 100 多个票房，这是来自中产阶层的京剧票友的娱乐之所，玩票成为象征他们社会地位的时尚娱乐。票友经常参与社会义演，促进了上海京剧艺术的发展。票房也是票友联谊、交流信息以及研讨剧艺的空间，其中部分票房成为黑社会势力扩张的工具，并利用票房、票友义演来扩大社会影响。[※注]

与京剧受到广泛欢迎不同，弹词在清末上海逐渐销声匿迹。宋立中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撰文梳理晚清上海女弹词风行的历史成因、演变趋势、职业生涯及其历史命运。[※注]宋文认为，由于西方文明对传统娱乐的冲击，弹词女艺人群体为适应商业化、市场化的需求，在演出场所、空间、方式及其流变都表现出庸俗化、色情化的特征，从而与江南其他城市的弹词演出走了一条很不相同的道路，产生了分流。由于不能适应新的娱乐形式，清末弹词女艺人还是在上海城市社会的近代转型中消失了。

近代上海戏剧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大众文化。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雷蒙德·威廉斯把“大众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认为文化指“使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的符号的创造和使用”。[※注]从上海戏剧是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角度上，江凌撰文考察了近代上海戏剧文化中的冲突与融合的基本特质及其社会作用。[※注]该文认为，上海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快速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这种接受并非单一的接受，而是与本土文化融合后再创造的接受。基于这种创新精神，“海派文化”与徒有外壳的“洋葱文化”迥然不同，形成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品格，即近代上海娱乐文化更强调“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符号的创造和使用”。近代上海文化娱乐市场的公共性与商品性迫使公权从文化娱乐市场上退缩，使得戏剧文化娱乐的私人性日益显现，休闲娱乐成为人们的私人生活方式。应当说：江文有意凸显近代上海娱乐的私人性，努力将娱乐描述为一种不受政治干扰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忽略了清末民国时期娱乐业中存在的政治因素及其被赋予的超出娱乐的多元功能。因而，其结论尚未坐实，缺少足够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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