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融入时代，走进生活

5月30日，由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清华同衡学术周“永恒的遗产，变化的生活”分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陕西省西安城墙管委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的多名专家学者，在乡土遗产、考古遗址、名城保护、历史街区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时代一直在变化，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面临如何走进日常生活、走进新时代的问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尹稚说，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与理念会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功能的融入而发生变化。

考古遗址

赋予休闲功能，贴近百姓生活

每年，各地文物部门都会开展多项考古发掘工作，仅2018年收录到国家文物局编著的《201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中的就有39项，其他的考古发掘更多。对于高冷又陌生的考古遗址，考古遗址公园是其展示的重要方式。

对于考古遗址公园，西安城墙管委会副主任吴春认为，其核心功能是科研、公众教育和游憩。遗址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持续维护遗址状态，普及公众认知，促进文化传承。考古遗址公园要贴近城市百姓的生活，而精彩又有创造力的文化活动策划是一个有效途径。

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窑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发掘首次摸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唐宋时期高质量越窑青瓷窑场的基本格局，首次确认了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首次确认了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衰过程，考古意义非常重大。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表示，浙江地区的古青瓷在我国陶瓷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是窑址目前仍存在诸多保护与展示方面的问题，比如配套设施较为单一、周边环境杂乱等，影响了窑址的良性保护及其价值的充分阐释。“古窑址的保护涵盖遗存本体、历史环境、附属文物等要素，要建立集窑址保护、价值阐释、公共休闲于一体的窑址考古遗址公园，且窑址展示馆的选址不能脱离遗址，要与窑址形成‘对话’关系。”黄滋说。

乡土遗产

保护的同时，也要考虑当代生活

乡土遗产是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界的热点，如何平衡遗产保护与村民生活是乡土遗产保护中的关键点。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五所工程师杜凡丁根据多年从事乡土遗产保护的经验，分享了乡土遗产保护中的“变”与“不变”。他认为，乡土遗产本身就是“衡”与“变”的结合体，乡土文物建筑的形制、材料、做法的演变是乡村历史的见证，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见证。乡土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首先要深刻认识乡土遗产价值的特殊性，对核心价值要素进行严格、完整的保护。

“‘变化’本身就是乡土遗产的特征之一。”杜凡丁表示，在乡土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中，在遗产核心价值要素不变的前提下，保护的同时也要考虑当代生活、地方发展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要在整体保持乡土遗产“不变”的情况下，对各组成元素的“变”进行引导和管理，让乡土文明、人地关系得以延续。

如果把一座村落比作一串项链，村落中的文物就是项链上的一颗颗珍珠。广东省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萧润君介绍了珠三角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当年乡村规划管理缺失、孙中山故居文物环境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如何坚持保护文物环境并积极活化利用的经验。萧润君表示，翠亨村以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为核心，以真实性、完整性为原则，开展整体保护工作，把名人文化展示、传统建筑利用与地域农业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与活态利用兼顾的特色之路。

名人故居与古村落的结合，使得孙中山故居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翠亨村也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国家5A级旅游景区。“当地相关做法有效引导了规划部门对区域规划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导向，以及旅游部门对区域旅游建设发展的导向，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建设。”萧润君说。

历史街区

保护要以“人的真需求”为核心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四所所长阎照以北京核心区四个街区的更新探索实践为例，指出当下街区发展已进入存量更新深水区，更新规划需要转变“套路”思维，注重面向空间中的人及其生活、面对不同街区需求的多样性、针对不同层面协调并突破瓶颈。

阎照表示，街区规划的本质是规划社区里人的生活和人的需求，针对街区不同特质、人群的多样性需求，需要以“人的真需求”为核心建立完整的工作框架与特色的工作重点。同时，单一学科和评价标准无法应对复杂街区的多样性需求，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诊断工作，打造管理机制的精密闭环。多学科、多专业的交叉融合是探讨历史街区发展转型的思路，能否长期跟踪则是规划成败的关键。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赵幸介绍了西城“四名汇智”计划这一社会平台的形成、组织、工作及运行机制。“四名汇智”计划是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发起搭建的平台，为社会自发开展的名城保护软性文化活动提供小额资金、场地、宣传等资源支持。从最初西城区名城委成立“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到2017年两次招募吸引58个项目，再到2018年迅速发展，“四名汇智”计划影响范围逐渐扩大。

该平台运行的初衷是吸引年轻人、团结参与名城保护的社会力量、培育社会氛围。赵幸认为，“四名汇智”计划给志同道合者带来的感动和共鸣绝不“小众”，名城保护也可以很“公众”。该计划凝聚社会资源，组织展览、讲座、游戏、城市探访、访谈研究等多种文化活动，以公众力量发出名城保护的西城声音，为城市历史保护工作与居民生活的深入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报记者 李佳霖 连晓芳）

(责编：陈灿、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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