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自己”与陷阱

“更好的自己”与陷阱

如何避免完美主义

不完美焦虑：追求“更好”背后

我们不能哪怕只是在生活的部分时间里安于现状，或者在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安于平凡，生活就一定是不平衡的。

当完美变成普通

在微信群里看到那个线上禅修班的广告时，严彦（化名）很快报了名，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她只在心里掂量了一下课程的性价比：1000块钱左右，不过分便宜——那些9块9毛钱、99块钱的课程多少有些滥竽充数的嫌疑；也不算贵——不过一个包的价格。她愿意拿出这笔钱买一份期待。那是2020年底，疫情影响了一整年，最后一个季度，老板和团队都铆足了劲想把上半年亏掉的钱挣回来，这让严彦感到特别累。工作以外，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也让她疲于招架，她迫切地想把自己的内心规整规整。

严彦参加的班里有200多名学员。一开始，微信群里很平静，大家都不说话。有一次，一个学员情绪崩了，突然在群里大段大段倾诉自己的焦虑。她是小学老师，总觉得自己无法应付班里３４个性格各异的孩子。这些倾诉让大家炸开了锅。严彦发现原来不少人都是带着特定的困扰来的。她估摸大家报名的心态：禅修班的老师也曾经是个追求功名的职场人，人生后半场转身学佛。“投射到学员身上，大概会让大家觉得普通人也都可以借此通路做到气定神闲。”

在严彦看来，上禅修课是向传统文化取经，求得内心的平静，最后的帮助是有限的，更像是多了一种独处的方式。她有朋友会选择一些目的性更强的，“真正的成长课程”。她在朋友圈里最新看到的一个课程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集中上课两天一晚，目标都很诱人：超越恐惧、超越自我、超越被爱、心智提升与自我实现。

在今天，“自我成长”是一门供需两旺的生意。书籍、研修班、线上课程，只要愿意，你可以找到各种资源，许诺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某音频APP专门设有“个人提升”分类，里面包含大约200万个节目，分成成功励志、沟通、心理健康、自我管理、情商、心理教育和疏导几大类。某知识付费APP的22个内容分类中，“自我提升”有近6000个内容，仅次于“历史”和“文学”类别。打开某图书销售网站，新书热卖七日榜单第五位的图书教你如何超越同龄人，推荐语写道：“如果你想变得优秀，你只需要比别人努力；如果你想变得卓越，你就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排在第十二位的书籍的作者是一位心理治疗专家，教人如何面对痛苦和丧失。第十九位的书受众明确，专讲如何做一个好妈妈。

“让自己变得更好”似乎是一种全球性的期待。美国市场调查和咨询公司“大视野研究”（Grand View Research）有一份对“个人发展市场”（personal development market）”的调查报告。基于对美国、中国、印度、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他们估算，2019年全球“个人发展市场”的规模大概是382亿美元，2020年到2027年，这个市场将以5.1%的年增长速度扩大。这种势头在亚太地区表现得格外明显。

因为感受到了这样一股时代潮流，2016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卡尔·赛德斯多罗姆（Carl Cederstr?m）和伦敦城市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安德烈·史派瑟（André Spicer）花了一整年时间体验了市场提供的自我提升课程、书籍、设备，内容覆盖了效率提升、脑力提升、健身、亲密关系、创造力提升、理财等12个方面。两人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孤注一掷地追求自我提升——在乐观主义运动中的一年》。

卡尔·赛德斯多罗姆和安德烈·史派瑟发现，自我提升似乎是现代人逃不出去的魔咒。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人们苦苦寻求现实困境出路，最早的现代成功学大师和励志书籍就此诞生。1936年，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在他最畅销的著作中总结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有15％归结于他的专业知识，另外85％归结于他表达思想、领导他人和唤起他人热情的能力。”这本书在中国也曾经红极一时，书名被翻译为《人性的弱点》，其实，它的英文原名更直白地说明了人们读它的原因：“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 Influence People）”。1937年，另一位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写了《思考致富》。希尔说，大萧条不过是人们恐惧心理和观念的结果，激励人们通过纠正意识、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缺点，来获得人生的财富。截至2011年，这本书全球销量突破6000万册。

然而，经济的繁荣也并没有消弭人们对“变得更好”的渴望。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财富。相对于改造社会，人们更愿意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把自己打造得更完美上。1976年，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纽约杂志》上发表一篇著名文章，将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称为“自我一代”（The Me Decade），说他们有一种“炼金术式的迷梦”。1971年到1984年间，美国有多达70万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艾哈德研究训练（Erhard Seminar Training，EST）。EST的创始人维尔纳·艾哈德（Werner Erhard）原本是个销售员。他通过这门课程告诉他的信众，他们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心灵掌控命运。EST风靡一时，也风波不断。有人参加过之后精神崩溃，甚至自杀，引起多起诉讼。1983年，心理学家珍妮斯·哈克恩（Janice Haaken）和社会学家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在《精神病学》（Psychiatry）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个人成长”的病理学分析》，明确指出EST课程“在心理上获得持久进步的机会十分微少，甚至可能引来心理伤害”。1984年，EST在美国停办，但这种课程形式很快升级换代，并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卡尔·赛德斯多罗姆和安德烈·史派瑟发现，在今天，鱼龙混杂的“自我提升”方式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瑜伽进入了一些小学课程；监狱开始教授犯人做正念练习；“人生导师”（Life-coaching）被引入了扶贫项目。书店里有无数本书籍告诉人们如何变得更聪明、如何更有肌肉、如何有更好的亲密关系和性生活……而这一切统统会在两个星期或者24小时内实现。

“自我提升的潮流随时代而变化，旧导师们被新一代导师取代……”赛德斯多罗姆和史派瑟写道，“唯一保持不变的是一种承诺：你能够改变你的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社会里，我们不会因为购买了一条牛仔裤而感到彻底的满足。同样，在自我提升的领域里，我们不会只期望提升我们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我们被鼓励立竿见影地全方位地升级我们的生活。我们理所应当变得更苗条、更健康、更幸福、更聪明、更平静、更有效率——迅速地、全天候地。一种压力产生了：人人都能通向完美生活。”

“自我提升”市场的持续和迅速膨胀，很可能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追求完美变成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状态。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库兰（Thomas Curran）和安德鲁·希尔（Andrew Hill）分析了来自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164所大学中41641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16年间分别使用“多维完美主义量表”进行代际变化的测试。他们测量了三种完美主义维度：（a）自我导向型，即不合理的自我完美主义愿望；（b）社会导向型，即对他人有过高期待；（c）其他导向型，即对人/事设置不现实的标准。结果发现，与前几代人相比，其中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得分增加了10%，社会导向的得分增加了33%，其他导向的得分增加了16%。

人们常常把追求完美视作美德。然而，一个悖论是，对完美的渴望却未必会让人们变得更好。上世纪70年代末，完美主义开始逐渐成为心理学一个独立的领域。心理学家发现，很多时候，人们对完美的追求并不是出于对卓越的渴望，而是出于对“不够好”“不完美”的焦虑。这种消极的完美主义不仅与进食障碍、自杀念头、抑郁、焦虑、拖延行为存在关系，会导致精力衰竭、疲劳、慢性和严重头痛等身体症状，还是强迫性人格障碍的一个诊断标准。

完美主义是北京林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訾非的研究方向。在心理咨询室里，他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强迫性人格的来访者。他们对于秩序感的要求比较高，有刻板的道德感，喜欢制定很细致的计划，并希望一切能按照计划进行。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这些来访者往往会讲到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都会不断地追求更好，希望在任何方面和人比较都能处在更高的水平。訾非问他们：你觉得自己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吗？他们总是很惊讶：我离完美还差得远呢！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过高期待的时代。心理学家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在哈佛大学教授积极心理学，也在世界各地讲“幸福课”。他发现，人们经常会说他们过得不幸福，但当他们更详细地叙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之后，本—沙哈尔才明白过来，人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幸福。有时候，本-沙哈尔谈论自己的失败和恐惧，很多人会惊讶地问他：有这么多不如意的经历，你怎么还能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这两个反应之下所隐含的假设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对于悲伤、恐惧、焦虑以及生命中的失败和挫折都应该是免疫的才对。“这种假设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和各种文化中普遍存在”，本-沙哈尔意识到，他“被完美主义者团团包围了”。

心理咨询师宫学萍有一种感受：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足够好”。前几年，“足够好（good enough）的妈妈”这个概念进入国内。原本，它的本意在给妈妈们减压：母职不用追求事无巨细，时刻精益求精。但宫学萍发现，现实语境里，“good enough”的意思完全变化了：“很多母亲反而会不停地反省自己：我足够好了吗？足够好又从‘差不离’变成了很高的目标。”

宫学萍常常遇到一种情形，很多家长找她咨询亲子关系，会讲到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我的要求不高。”他们常常以这句话开场。“那你对孩子有什么具体的期待呢？”宫学萍问。接下来，她会听到这样的描述：“我的孩子不用上清华北大，普通重点、比较好的大学就可以。”“不用挣很多很多的钱，够用就行。”“工作也不用特别了不起，不要太忙，能让他挺舒服的，开心就好。”“我对孩子找对象也没什么要求，合得来就行。”宫学萍问：“把您这一二三四五六条合起来，不缺钱、不缺成就感，又不缺美好的关系，您身边有几个这样的活人？”

“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把‘完美’的标准当作普通，”宫学萍告诉我，“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这是一个及格线，他们并不是想要多优秀的孩子，而是深刻地担忧，只要没有这些，就会陷入某种不可控的巨大困境，达到这些标准才能带来基本的安全感。有太多不满意潜藏在人们心里：当家长执着地想要培养孩子的某些‘优点’的时候，他们心底真实的声音其实是‘不够好’。当家长把孩子的‘优秀’挂在嘴边的时候，他们心里其实充满了对‘是否足够优秀’的怀疑。我们对‘更好’的追求往往同样如此：我要更瘦，我要更有钱，我要更坚强，我要更勇敢——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的是一个标签，没有这个标签，他们稳不住。我觉得这是当代的一种很流行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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