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圣凯：《摄论学派研究》再版后记

研究学术论文，提取研究框架和论据。 #生活技巧# #学习技巧# #思维导图应用#

博士论文是一位年轻学者学术生命的成长与凝结，也是后来进入社会生活安身立命之本。我的博士论文《摄论学派研究》在2006年出版后，或许“昔者自在昔”的心理效应，自己很少再去完整地重读这部年轻时代的“作品”。这次借着阅读再版校样的机会，细读当年的文字，同时与《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进行比较，以《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论》作为背景，自己作为“读者”对《摄论学派研究》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与大家分享。

佛学研究尤其是佛教思想的写作，亦会出现哲学史、思想史与观念史、“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抉择困境。《摄论学派研究》在问题意识与方法论选择上，呈现出当年一种无意识的自觉。

一、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比较、唯识学与现代哲学阐释的哲学史写作。哲学史写作是以“接着讲”的哲学思辨为主，以“照着讲”的思想史为辅。本书以阿黎耶识缘起、影像门唯识、三性三无性、转依等理论为中心，充分讨论古学与今学对唯识学范畴的不同解释；在写作上，通过概念演变的梳理、文本的思想解释、现代哲学的对话，呈现出唯识哲学的思辨性与超越性。但是，作为“写作者”“评价者”，势必会对唯识古学有所同情与肯定，尤其阐发了“解脱诠释学”的视野，将真谛的思想界定为“从始入终之密意”，从而凸显出抽象概念背后的价值关怀。这种语文学、哲学史的写作，是《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所未有的。文本的解读一定要“照着讲”，可是唯识古学与今学的比较、现代哲学的阐释则要“接着讲”；因为“解脱诠释学”的反思与应用，“照着讲”必须有“接着讲”的转化与创新。

二、摄论学派史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思想史写作是以“照着讲”为主，而“接着讲”为辅，因为梳理清楚思想脉络的变化现象与逻辑规律是思想史的中心任务。摄论学派与隋唐佛教宗派，乃至近代意义新旧唯识的争论等，这是思想脉络的历史展开，涉及到不同思想家之间不同观点的“互相映照”。思想史意味着时代思潮，摄论师继承与弘扬真谛的学说传统，由于受到当时“理”“体用”思想潮流的影响，将阿黎耶识视为“真妄和合识”。但是，由于中国摄论师的文献散佚、摄论学派敦煌文献的整理与挖掘有待于提高，有关这一部分的思想史写作与《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相比，则明显不足。

三、摄论学派作为佛教学派的观念史与社会史写作，本书则全然无法触及。“解脱诠释学”是我本人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灵光一现”，这么多年一直希望能够完成其构建性的写作。同时，因为“解脱诠释学”的视野，《摄论学派研究》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彰显其佛教学派的宗教性特征。但是，由于文献匮乏的限制、摄论师修道生活历史记载的散失，摄论学派虽然呈现出思想义理的学问特征，而无法表现出其学术的社会影响力与宗教地位，这或许与唯识学的特征亦有内在的关联。

作为书写的“作者”与作为阅读的“读者”之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心预设：作者意味着完成写作任务的预设是第一目标，这既需要一种学术的激情与冲动，更需要接受现实无奈的冷静，如资料匮乏、自身能力的有限性；读者意味着理想的预设，一种更好作品的期待，对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哲学史与思想史都需要历史意识与哲学思辨能力，但是哲学史意味着更好的概念建构能力与思想逻辑的梳理能力，呈现出一定意义的“独白”与沉思；思想史意味着需要更好的“对话”沟通能力与思想家“之间”同异的观察能力。所以，“作者”的心境一定充满着悖论、焦虑与无奈，激情与冷静、历史与思辨、对话与独白……这些“悖论”充斥着“作者”的生活；当然，研究与写作的创新动力则完全来自这种“悖论”之间的张力。“写作”是“作者”的力量彰显，这种力量是“读者”作为“他者”很难体会的；除非进入救赎式的“内在化”过程，“读者”与“作者”是很难合一的。这样，我也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再读自己写过的书，那种来自读者的“挑剔”是对“作者”权威与力量的“挑战”，这也是“作者”的脆弱与有限性。

所以，作品的学术效应是“作者”内在力量的社会化过程，带有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晕圈”效应，是作品作为主体的表象过程。从“作者”到“作品”，从“作品”到“阅读”，尤其是公共机构的“阅读”，则放大了表象过程的“他者”参与。作为“作者”，一方面要面对“作品”走向“他者”的焦虑与无奈，另一方面又渴望着“他者”参与所带来的表象过程。《摄论学派研究》在2006年出版后，呈现出一定的“表象”过程：先后取得南京大学、江苏省、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9月又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表象”意味着主体与“他者”的共在，“他者”的善意与力量推动着“表象”的方向，影响着“作品”的社会化过程。

在博士论文“作者”的学术生命中，导师是博士生的最大“他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己人”；这不仅具有学术共同体的社会“合作”意义，更有“作者”在“作品”生产过程中，导师的责任与参与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舍身”。导师赖永海教授从“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禅者智慧与胸襟中，观察到《摄论学派研究》的社会“表象”对我的重大意义，一直督促与推进着这些“表象”的社会化过程。他参与到我的“生活”中，2005年7月26日，他向当时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写信推荐我前往做博士后；2006年11月，他又向南京大学领导们推荐我回校工作。赖老师珍惜语言的使用，他在谈话的最后，经常以“行，可以，就这样”三句结束，我们称之为“赖门三句”。因此，他老人家的诚心、善意作为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终于让这些“表象”能够呈现出来。“表象”的社会化过程是一种行动系统，需要“行动”的付出、善缘的“可以”帮助、“就这样”的勇气与利落。在2005-2008年的三年里，围绕着博士论文的“表象”效应，一切皆缘于赖老师的行动、善缘与鼓励！

作为“作者”的我，对于“作品”的有限性有充分的了解与理解。写作时间既是“作者”的生活空间展开，更是“主体”的行动过程。《摄论学派研究》一书的写作与修改时间，是从2004年9月至2006年2月；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后，我一直有一种愿望：能够继续完善第一章。2016年1月，受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邀请，我前往参加 “海上交通与佛教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真谛三藏与正量部》。这篇论文作为最近16年有关摄论学派的唯一研究成果，这次收入再版的书中。摄论学派文献的有关整理工作，则仍然期待于未来。

学术研究需要无尽的未来“期待”与现实的当下“善缘”，构成了《摄论学派研究》再版的机缘。这次《摄论学派研究》能够纳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热心推动。同时，要感谢责任编辑成逸洁女史，统一文献引用的格式，修正常规字词和标点符号误用等问题，让本书增色不少；感谢我的博士生王帅认真通读全书，修订了一些错误。

延续三年的新冠大疫情，自由的流动成为人类最大的梦想。我在2018年8月从新加坡回北京后，未曾再踏入狮城。这次，借着秋季学期无课的机会，申请因公出国，才回到十分熟悉的新加坡。而陪伴我出国的最大任务，居然就是看完《摄论学派研究》的校样稿。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安静地坐在桌前，重读16年前的旧作，仿佛回到博士论文的写作时代——激情与冷静、历史与思辨、对话与独白在交织着进行。

今天，我将800页的校样稿寄回编辑部。在岁月的流动里，善缘仍在相续；在思想的对话里，思辨的独白仍然自由地展开。昔人、昔事，今人、今景，今昔同在，人事犹存；物不迁，信乎！

“写作”与出版生活，则将哲学思辨转化成观念世界，将历史“对话”转化成生活世界，于是哲学史与思想史则成为观念史与社会史的“对象”，呈现在“作者”的生活中。哲学、思想与观念，历史与生活，作者与读者，缘起无尽，然乎！

圣凯

2022年12月7日

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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