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在探寻“房”与“家”的联结中走向社会历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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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弘智

在探寻“房”与“家”的联结中走向社会历史深处

作者 | 许弘智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 |

拙文《城镇家庭住房保有中的责任伦理与经济实践》能有幸刊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离不开匿名评审专家的中肯建议，谨此致谢。作为一名初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青椒”，我时常拜读和学习《社研》平台上的精彩文章，这次受到编辑部老师邀请撰写关于本文的研究手记，感到诚惶诚恐之余，也很期待能贡献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和体会。

一、研究的缘起：住房作为重要的“资产”

开展这项研究的动机最初源于2019年，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博，跟着导师王天夫教授参与了一系列关于家庭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课题。在他的指导下，我深刻感受到了“家”这一基础性的社会单元是如何参与塑造人们日常生产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的。与此同时，我们在当时的文献探索过程中还发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开始对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仍在社会的财富积累与分化中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大量中国家庭的财富仍沉淀于实物资产（尤其是住房资产）之中，并且不乏有家庭因为房价上涨而实现家庭财富的增值。

诚然，关于这种以住房为中心的家庭财富积累模式，有许多文献围绕住房资产究竟是否是“理想的”金融资产展开了讨论。一些观点认为，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住房资产似乎与其他金融资产没有本质区别，买房就是“理性投资”；但也有观点对此加以修正，认为住房资产因其“不动产”的性质，具有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低的流动性，所以住房其实是“不完备的金融资产”，而以住房积累家庭财富又成为了“不理性的投资”或者“亚健康的财富状况”。读完这些文献，特别是看到其中又有大量的精巧模型与日趋复杂的统计数据为支撑，我一度觉得，大家说的都好有道理，或许我应该换个话题开展研究吧。所幸当时王老师语重心长地建议说，除了收集文献资料外，也应该走进生活中实际感受一下人们究竟都是怎样考虑买房这件事情的。

二、调研的故事：家庭如何看待“住房”

带着满脑袋的困惑，我离开学校展开了一系列调查。有趣的是，与受访者谈起我这项研究课题，大家似乎都打开了“话匣子”。尤其房子背后的一系列家庭生活故事在之前读到的文献里更多只是研究设定的背景，而在人们的交谈中却是叙事的重心。随着后续更多的调研和访谈，我进一步收集和梳理了这些经历和故事，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从普通家庭自身出发来看待住房或许仍存有更深层面的、不同于一般经济行为的逻辑。田野中的轶事良多，但篇幅有限，在此仅和大家分享当时对我触动最深的几个故事。

首先是一家生活于沙县的50后宋伯伯一家。他与妻子于2005-2011年间在上海城郊经营沙县小吃，每天开店到凌晨两点多，很是辛苦。但当时他们就是有个执念，觉得出来做小吃苦一点不要紧，关键是要能挣到钱回老家县城买房子，这样以后老婆孩子才有“面子”。到2009年，他们攒得十来万，正好了解到县城城关开发了新的商品房楼盘，虽然总价要五十来万，但平时一度节俭的宋伯伯却当即决定交首付。他回忆说：“那个时候在买房大厅，人多得像赶圩一样，都是抢着买，很多都是做小吃回来买房子的，钱都是用麻布袋挂着到售楼处交易。”后来没过几年，他们便把贷款也还清了。我说，在上海那么多年，当时买上海的房子或许现在就能“赚的更多”。他却回答说，其实当时他们店铺附近的房子也还不贵，他们努努力照样也买得起，但他们外出做小吃是“求财高远处”而已，没有打算长久地在那边生活，也就完全没考虑在那买房了。

其次是一家生活于厦门的80后受访者许哥一家。他与妻子是2016年辗转到厦门的民营零售业企业工作，育有两个儿子。在接受我的访谈时，他们正计划在厦门买房。在2021年前后，相对普通家庭的购买力而言，厦门岛内市区的房价其实是相当高昂的，二手房平均每平米价格在四万到八万之间，部分区位便利的新商品房更是接近十万元一平。相比之下，长期租房在经济上确实更为“节约”，但在从家庭长远生活上看却并不“划算”。这其中就呈现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他们和我说，如果从投资角度看，他们曾经租的房子每月租金两千五百元，但整套卖要三百多万，如果按照三百多万元存银行，每个月利息都要一万多，这倒显得房东在“贴钱”了，但如果考虑到以后想在厦门安家、孩子有好学校读书，那不买房子心里总觉得不安定，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在后来的回访中，他们还说起在付房贷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没办法“餐餐有肉吃”，但即使是这样，为了两个孩子、为了这个家，也得有一套房子。

最后是一位生活于泉州的90后受访者小陈。他是本市区居民，正在自己开店创业。他的父亲是基层公职人员，母亲是医院的护士，父母接近退休，但他自己还没有结婚。在2015年，家里在新区买了一套商品房。他谈起那次的买房经历时候说，对于平时自己创业的钱，家里总是“扣扣嗖嗖”各种啰嗦，没想到买房的时候就很干脆，“我知道可能是给我后面结婚准备的”，但是“这房子也不完全算我的，至少不是我自己去要的”，而且（经历了这些事情后）“我想以后成为一个好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爸妈这辈子能留下两套房给我，我就会留四套给孩子。要实在不行，也不会把他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东西弄没了，这毕竟是老人家传下来的”。

当然，除了以上“买房”的故事以外，在田野中我还收集到了一些“未及时买房”的故事，其中有的是觉得“不着急、再看看”而推迟购房计划，有的甚至是觉得“用不上、没必要”而卖掉已有的房产等。这些看似多样而复杂的经历和态度实际上可能指向同一个维度，即在对待住房这类重要的家庭财产时，家庭行动者有自身的内在考虑和行动逻辑。

三、进一步的阅读和探索：何以为“家”

从田野回到案头，我才逐渐对之前的研究议题有了更丰富的“感觉”。然而，如何把这些关于家庭和住房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学理的层面加以理解和讨论，尤其是怎样厘清中间的各种分析层次，始终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多位师友的帮助和支持下，我慢慢打开了思路，也才有勇气将上述研究议题置于一个更为深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去把握。在此阶段有许多重要的文献对我带来了启发，第一是经济社会学中波兰尼、萨林斯、泽利泽等学者关于“嵌入性”理论的讨论；第二是关于农户经济的研究，包括如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模式、斯科特的“道义经济”理论、黄宗智教授关于“华北小农”的研究等；第三则是植根于家庭的中国本土社会理论，尤其如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中国伸缩的“家”的探讨以及他晚年所思考的“将心比心”方法、梁漱溟先生对传统中国社会“伦理本位，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的认识、周飞舟教授从“行动伦理”出发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探讨以及对乡村振兴中“家国一体”关系的分析等。这些研究或从不同侧面说明，目前所观察到的普通中国家庭住房保有模式有其更深远的社会历史基础。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阅读了一些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文献，并越发感受到在儒家伦理和农耕文明的历史传统中，总有一部分“田宅”之于“家”而言并非是外在的、可有可无的“物件”，而往往是被伦理化的、内在于“家”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家可永保”这一精神追求的物象表达。

除了扩展阅读之外，我也着手开始了稿件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在最初的分析中，我曾借用了“道义经济”这个理论概念对调研的发现进行梳理。在多轮修改中，我收到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建议，从而启发我再深入思考经典理论的适用性以及当前经验材料与理论框架的连接等。带着这些思考，我则再次搜寻和梳理了访谈资料，又阅读了诸多当前关于中国家庭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尤其参考了杨善华教授对当前中国家庭养老中“责任伦理”的分析，才更进一步厘清了家庭住房保有过程中的内在伦理考虑和具体经济安排这两个分析的层次，并且也在从资料中发掘了其中较于传统家庭的“变”与“常”。

以上就是关于拙文的研究探索和思考历程。正如论文稿件中所谈及的，研究还有许多未尽之处。一方面，调查主要是在福建地区展开，并且多是围绕普通家庭的住房保有经历进行探讨；另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家庭本身也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之中，特别是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流变的社会生活使得“家”的绵延存续又面临着新的条件，而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看待“房”与“家”的联结，以及怎样把握将来在不同生命处境的普通人对“家”的期待与承诺，或许仍值得更多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最后，再次感谢在研究开展过程中一直支持和帮助我的师长、前辈、朋友们，以及在文章修改过程中给予宝贵建议的评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们，是大家带我领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深邃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多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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