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为了成为一个人：《心灵生活》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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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原创性思想家，她始终从处身其中的生活世界展开思考的风格使她至今仍在我们的世界激起思想的风暴。她的思想常见于人们对于当代现象的讨论之中就是明证。众所周知，1951年出版的《总体主义的起源》[1]一书为阿伦特赢得了学界的地位，1958年发表的《人的境况》是她最具系统性的理论著作，1961年因报道艾希曼的审判而集结成书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之平庸的报道》（1963年）使她陷入了巨大的争议，而眼下这本《心灵生活》则是她最具哲学性因而也最为艰深的作品。

作为《人的境况》的续篇和完成[2]，《心灵生活》是阿伦特的集大成之作，旨在探讨心灵的三种基本能力即思考、意愿和判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在完成《意愿》部分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因此，留给我们的是未完成的“断章”，后来由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编辑出版（1977,1978年），即现在见到的《思考》和《意愿》两个部分。根据阿伦特最初的写作计划，三个部分构成的《心灵生活》分为两卷，关于思考的讨论独占一卷，涉及到对意识、良知和想象的定义和描述；而意愿和判断的论述则合为一卷，前者主要论及哲学史上对意愿有所阐述的哲学家，比如爱比克泰德、奥古斯丁、阿奎那、司各脱、谢林、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后者则主要是对康德的一个简单评注。后因判断部分的构思大大地扩展，原初的计划又改变为分别讨论思考、意愿和判断的三卷。如麦卡锡在编者按语中说到的那样，《思考》最初是作为阿伯丁大学的吉福德讲座内容宣讲，后又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讲授过，因而根据听众给出的反馈做过修改，可以说是真正完成了的定稿；与之相比，《意愿》则是在阿伦特去世前不到一个星期才刚刚完成，并没有像《思考》卷那样得到充分反馈，我们不太确定这就是她的最终稿；最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看到作为“拱顶石”的终卷《判断》。实际上，在去世之际，阿伦特已然着手撰写关于判断的部分，用于撰写的打字机上除了“判断”这个标题，还留下了一行“题词”：“为了成为一个人，再大的努力也值得付出。”[3]

这种对“人之为人”的关切始终回响在阿伦特一生的运思之中，从《总体主义的起源》对“人之为人”不可能性的揭露，到《人的境况》对“人之为人”积极维度的呈现，再到《心灵生活》中通过对“人之为人”心灵维度的揭示，可以说就是她“为了成为一个人”而付出的理论“努力”。实际上，《人的境况》一书结尾所引用的老加图的那句话[4]，就置于《心灵生活》的开篇。因此，《心灵生活》一书与《人的境况》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前者不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说明了“积极生活”与“凝思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它们也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人的境况”。

不过，《心灵生活》一书的直接起源无疑是引起极大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它所激起的风暴使阿伦特不仅遭到了来自学界的批评和抨击，而且遭受了朋友特别是犹太民族的好友的责骂，他们甚至与她断绝关系。在《心灵生活》的“引言”中，阿伦特说自己关注心灵活动的直接动因，就是“在耶路撒冷进行的艾希曼审判”，围绕这个审判所撰写的报道以及最终著作中，她提出了“恶的平庸”一词，以描述艾希曼的平平无奇和普通。这就促使她去思考一种不同于恶的传统学说的可能性，即作恶者并没有恶的动机，而只是缺乏思考。因此，她提出了“思考是否是使人免于作恶的条件之一”，从而自然地转向了对思考以及心灵活动的关注。

思考要求思考者从显象世界退隐，它进行的场所并不是我们处身其中的世界，而是从这个世界撤离所创造的“无处”；思考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事物得以发生的原则；思考所呈现的，则是不可见的经验。在这方面，阿伦特认为苏格拉底是思考的典范，因为他就是常常一动不动，无视同伴以及周遭的环境，以一种出神的状态过着“心灵生活”；只有这样，思考才能获得自己的空间。易言之，思考的处境就是独自一人，但独自一人并非孤独（lonely），而是与自己在一起的孤寂（solitary）。在这种孤寂中，一个人自己对自己说话，与自己为伴，而这就是意识，就是良知。思考是一种自我的内在对话，它是孤寂的，但并不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是无法与自己为伴。正是这种无法与自己为伴的孤独，阿伦特称之为“无思性（thoughtlessness）”，它是“恶之平庸”的事情本身，是总体主义得以发生的温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面所提及的老加图的那句话，才构成了《人的境况》与《心灵生活》这两本著作的连接。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强调行动伴随着言说，而行动中的言说总是与他人对话。因此，或者我们可以说，与自己对话使我们成为思考的存在者，与他人对话使我们成为政治的存在者。

阿伦特对意愿的论述，其实是对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关于自由的论述的进一步展开。关于意愿能力，阿伦特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在既定目标中作出选择的能力，即选择自由（liberum arbitrium）；另一种是自发地开启、发动的能力，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在时间中自发地开启一个系列的能力”，奥古斯丁称之为“开端启新”的能力，即开端自由。阿伦特自己则认同后一种，认为“开端启新”才是真正的“自由意愿”，它是行动得以发生的心灵基础。与思考一样，意愿能力的实行也与言说有关，因为正如尼采所说，在意愿中，总是有一个“命令的声音”和一个“服从的声音”。针对意愿的发生及其产生的冲突，阿伦特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历史上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对意愿的论述展开。一方面是因为意愿总是意味着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阿伦特的论述是通过哲学家们之间的对话展开，意愿显然与思考这种与自己在一起的能力不一样，它与政治或行动更具有亲缘性：它总是邀请我们参与其中，去感受意愿带来的冲击，去促使我们作出判断。

尽管我们没能看到计划中的第三卷《判断》，但从阿伦特的讲稿[5]中，我们依然可以获得一些启示。她赞同康德的说法，认为判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它只可践行，无法教授。后者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特别地通过一个注释强调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即便博学的人也难免因缺乏“判断”能力而做出愚蠢的行动。不过，当思考者回到为了展开思考而暂时退隐的显象世界后，确确实实需要判断能力来面对这个显象世界的种种具体物事。判断这一能力处理的，就是这些具体的、我们身边的物事，它让思考在显象世界变得真实，帮助我们区分对错美丑，让我们感受到思考的力量。

最后，我想说说这本书的翻译，以感念其中遇到的人。二十年前，我到京师念书，攻读博士学位，选定的研究对象正是阿伦特。当时我边阅读边翻译，并且发布在一个网络学术论坛上，与人交流。正如阿伦特所提倡的，这种进入公共领域的邀请，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我在网络上的那些稚嫩译文，竟被身在异国的苏友贞老师看到，其时，她正接受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邀请翻译阿伦特的这本书。然而，苏老师见到我在翻译并分享这些译文后，竟主动提出要推荐我来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当时的我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励，同时也感到压力。尽管后来经过与立绪文化的沟通后，翻译这本书的工作依然是由苏老师承担，但我们因这个机缘而起的交流，始终回荡在我的心头。几乎是紧接着，刚刚到同济大学的柯小刚老师发起道理书院，组织了一套“茎典书写”丛书，也准备把阿伦特的这本书纳入其中，并鼓励我完成该书的翻译。谁知事有不巧，该书的版权已经为另一出版社买走，并很快有了中译本，即姜志辉先生的译本《精神生活》（2006年）。一年后，苏友贞老师的译本也出版了，译名是《心智生命》（2007年）。对于我来说，这些“未能如愿”其实充满着温暖，如阿伦特所言，这些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人，也让自己被看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一直在继续着，大概是2021年，未曾谋面的王凌云（诗人一行）兄向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何学雷兄推荐我来翻译该书，得到他们的信任，最终才有了今天这第三个译本的出版。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偶然的际遇才促成了阿伦特这本书在中文世界的第三次诞生：《心灵生活》。我们也知道已有的译本有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也不能掩盖通过译本进入中文世界的阿伦特作品所激发的思考所带来的唤醒作用。有时候我甚至想，如果中文世界的学术著作也能像学术译作那样被批评，那我们的学术水平应该会有更大的提高。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翻译存在的问题辩护，也不是想让翻译免于批评，我只是想说有问题的翻译依然有其积极的作用；而那些问题，也是在批评中不断得到改进。我深知眼下这个译本仍然存在着问题，因此我热诚期待大家的批评，但我想它对已有的问题是有所改进的。

陈高华

2024年5月17日

[1] Totalitarianism习惯译为“极权主义”，偶尔译为“集权主义”，也有“总体统治”的译法。从词源和西方哲学传统来看，totalitarianism一词与totality等相关术语有明显的关联，后者是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一”的追求的显然表征。比如阿伦特同时代的哲学家、同样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列维纳斯就把西方传统的存在论哲学视为“总体哲学”并加以批判，有著名的Totalité et infini一书，英文译名为Totality and Infinity，中文译名为《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实际上，阿伦特正是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反思“总体主义”的，并把它看作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追求”的一种可能结果。把totalitarianism翻译为“极权主义”，确实看起来就对20世纪这种万劫不复的政治现象有一种“恶狠狠的厌恶感”，其实却丢失了对这一政治现象深远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性反思，从而也漏掉了阿伦特运思的深度关怀。因此，我一直以来主张把totalitarianism翻译为“总体主义”，一方面保持这个术语的词源本义，另一方面恢复阿伦特反思这一政治现象的哲学背景和深远思虑，同时也显示阿伦特之所以强调“复多性（plurality）”、推崇行动的哲学基础。

[2] 根据阿伦特自己的计划，《人的境况》一书原名为“积极生活（vita activa）”，即探讨“我们正在做什么？”而《心灵生活》则是探讨与“积极生活”对应的“凝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这两种生活构成完整的“人的境况”。

[3] 歌德，《浮士德》第五幕第四场。

[4] 一个人并不比他什么也没做时更多积极，也不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

[5] 《心灵生活》一书最后以附录的形式摘录了一部分，1982年，多伦多大学的罗纳德·贝纳尔（Ronald Beiner）教授完整地编辑了阿伦特的“康德讲稿”并加以出版，题目为《康德政治哲学讲稿》。该讲稿中文译本已于201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顺便说一下，译者2017年在多伦多大学访学，合作导师正是贝纳尔教授，在此提及这一经历，为的是感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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