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不摸鱼=好员工？那些对工作充满热情，有强烈责任感的人会在工作中摸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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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的时间是我的，我花钱不是养闲人的！”这是几乎所有打工人都会在偷懒摸鱼时遭遇的道德训斥——这句话甚至已深入人心到老板无需亲自说出口，就足以在许多人心中敲响警钟。它背后的逻辑是，员工的时间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支付了工资的老板，员工如果没有在工作，其实就是在抢劫老板，让老板支付的费用付诸东流。不过，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人的时间可以被另一个人买走这个想法事实上相当诡异。”

近年来，职场监控与员工隐私之间的碰撞，日益受到社会关注。除了以电子设备对工作场所展开物理监控外，对包括电脑、平板、手机甚至桌椅等 进行虚拟监控也成为常规操作。这些所谓的管理措施，全部、统统都涉嫌侵犯员工的隐私权。

事实上，监控员工上班的问题一直被讨论，36氪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轻人职场摸鱼报告》显示，96.18%的年轻人会在平时工作中摸鱼，从不摸鱼的员工只占3.82%。员工摸鱼的时间也是惊人的，超过6成的95后员工每天至少摸鱼1小时，一年合计摸鱼30个工作日。

职场监控由来已久，《诗经》中的 "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 就是在形容监工虎视眈眈，但数字时代来临后，传统的人力监工被技术监工所取代，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见。

虽然涉嫌侵犯员工隐私，但仍然有许多雇主认为监控员工有益且有必要，它的正当性很大一部分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判断：员工在工作岗位上就应该一心一意工作，偷懒摸鱼是可耻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抢劫老板。对工作时间的绝对把控与“员工的时间属于老板”的观念息息相关，但这一观念绝非亘古有之。

工作时间“摸鱼”等于“抢劫老板”

农业革命、消费主义催生的工作观

雇主对雇员时间控制观念最早要追溯到1万年前的农业生产开始。从1万多年前开始，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至少11个不同地方，人们开始种植作物，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人际关系中。在农业社会中，自然、文化、野生、驯养逐渐开始有严格区分，人们必须在土地上投入劳动力才能在未来获得生活必需品，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分享，而是交易。

在苏兹曼看来，农民倾向于将自己与土地的这种“债务关系”扩展到人际关系，他们虽然还会在直系亲属或核心亲属之间相互分享，但除此之外的分享被界定为一种交换，而且常常是不平等的交换。“在农业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要工作。”因此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农业革命不仅发明了工作，而且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工作观深入人心。

资本主义生产节奏决定的抽象时间

工作只能让我们配得上消费主义购买行为

苏兹曼指出：在化石燃料能源革命之前，除了少数贵族、富商、将军和牧师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努力工作和报酬之间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工作创造价值”的原则在古代欧洲、中东、印度、中世纪基督教、儒家哲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直到今天，“吃白食”或“躺赢”依然是最能激起人们愤怒和不公感的行为之一。

格雷伯指出，购买他人时间的概念起码需要经历两次观念跳跃才能形成：首先是把“劳动力”和工作者分离开，即建立劳动力的市场机制；其次是把劳动力倒进统一的“时间容器”中。

1967年，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就现代时间观的起源问题发表了《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一文。汤普森认为，时钟和怀表的普及与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同步发生，彼此促进。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配备了钟表的工头监督下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将统一工作小时货币化理解的时间观念。人们放弃了“根据执行特定任务的需要而对时间进行组织”，而是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节奏决定的抽象时间。

而在另一方面，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工作条件（特别是缩短工时），在与工厂主的斗争过程中也开始采用“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说法，这也潜移默化地加强了一个社会共识，即当工人“进入上班时间”，他们的时间就属于“买下”其上班时间的老板了。

19世纪末至今，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消费主义的壮大，再一次形塑了工作观。19世纪90年代，安德鲁·卡内基等美国工业巨头及其经济与政治盟友开始宣扬“财富福音”：创造财富与繁荣的并非劳动而是资本，当资本“集中”后，在正确人的正确管理下，生产率提高将大大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财富福音”先是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民众，然后说服了全世界民众，使人们逐渐相信繁荣的真正创造者是雇佣者而非广大被雇佣者，地位的象征不再是生产力，而是消费力。与此同时，管理革命进一步剥夺劳动者的自主性与自尊——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 Taylor）发明的科学管理法竭尽全力追求效率，工作者成为了机器的延伸，机械地执行工作流程。

当劳动者在工作中被当作机器对待，他们要如何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目标？在格雷伯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清教主义的复兴”，即再度强调“劳动塑造品格”的观念：

“工作不是为了创造财富，也并非为了照料他人（至少不是主要为了创造财富或照料他人），而是为了实践自我克制，是世俗生活中的‘刚毛毛衣’，是对欢愉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配得上消费主义购买行为的成年人。”

工作是人性需求

人在有影响力的工作中才会成就自我

如果将劳动者当作机器，将工作视作塑造品格、锤炼自制力的途径，就难怪一些雇主会认为员工必须被强迫才会好好工作。但格雷伯提醒我们，工作恐怕是人性需求——和过度工作相比，什么都不做或不能做给人造成的伤害才是更深的。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早在1901年就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无论这种影响大小如何、对婴儿本人有无益处），都会表现得异常开心，此后一代代的心理学家都证实了这一发现，即人类在觉察到自己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力时才真正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建立起自我。

实验同时也表明，婴儿如果先是发现和体会到了影响世界的快感，而后突然被剥夺了这项能力，他们会感到愤怒，拒绝配合，并出现某种紧张性精神症特征的自我封闭倾向。这种精神状态被心理学家称为“失去影响力而引起的心理创伤”（trauma of failed influence）。在格雷伯看来，这正是许多人在职场中备受挫折和精神折磨的原因：

“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2013年，格雷伯应媒体邀请发表了《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一文，做出了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论断：20世纪后半叶至今诞生了无数新行业和新岗位，但激增的工作主要出现在行政领域，它们在事实上对世界的运行并无正面影响（甚至有可能带来坏处），且工作者本人也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他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写道：“世界上大约有略超过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而狗屁工作带来的一个严重负面后果就是对工作者的精神暴力。”

正如格雷伯所言，“工作是有目标的，或者说本该是有目标的。因为你必须在工作，所以你被迫假装在工作，这种感觉令人备受屈辱。”从事无意义的工作本就让人沮丧地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和他人无法产生影响，被迫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假装工作则是“无意义”的叠加。

格雷伯援引另一个心理学概念“脚本缺失”来形容这一精神状态。他指出：

“如今世界上（富裕国家自然包括在内）的大部分人，从小就被教导着要努力工作：工作被认为是他们影响世界的方式，工作获取的报酬证明了他们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对世界产生了影响的。当有人问你‘你是做什么的’，你立刻会觉得他是在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许多人都谈到了，当他们逐渐发现自己的工作其实就是拿钱但不做事的时候，心里会有极大的沮丧感。”

这种“无法引发后果”带来的痛苦表现在工作者的身心健康与自尊遭受严重打击，让这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逐渐走向枯竭。工作者因长时间被毫无意义的工作绑定，其休闲时间通常是碎片化的、难以利用的。既然我们无法在工作中找到意义，那就在业余时间里自己创造意义吧。但在格雷伯看来，已经被毫无意义的工作击溃的人其实也很难在生活中夺回自主性了，这或许也是社交媒体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监控员工会极大地增加工作压力

“工作的量比质更重要”的观念极大的降低工作效率

英国人类学家迈克尔·费舍尔（Michael Fischer）和萨利·阿普林（Sally Applin）认为，工作场所的监视将迫使员工根据机器（监控设备）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会侵蚀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削弱他们的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

心理学家霍华德·韦斯发现，工作时间内人们大约会有25%-40%的思考与工作无关，但雇主也不应对此反应过度，因为胡思乱想其实是帮助我们补充能量的重要途径，从长远来看，这反而有可能会提高工作效率。反之，如果员工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视之中，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其工作效率会降低。“事实上，在工作中‘作弊’的人经常都是为了报复信任的缺失，”谢尔写道。

监控员工、逼迫员工时时刻刻投入工作，对雇主而言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谢尔援引相关研究指出，监控员工会极大地增加工作压力，导致员工对工作的疏离，降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并传达出“工作的量比质更重要”的观念。

信任崩塌时监控无计可施

被信任的主观能动性让工作更有价值

格雷伯提醒我们注意，当假装忙碌没有意义，人会被紧张感包围，变得任性和有攻击性，因此，在没有价值产生的办公室里，精神虐待和心理战往往最容易产生。他认为，当今的职场是社会学家林恩·钱瑟的日常生活施虐受虐狂理论的绝佳运用场景：在明显权力不对等的环境中，施虐方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不折手段，受虐方为了获得永远都无法获得的认可百般挣扎。

自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逐渐席卷全球以来，员工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变，员工再难对雇主喊停，因为这意味着一个退出雇佣关系、朝不保夕的危险前景。在经济下行、工作不稳定性进一步上升的当下，保住工作的重要性变得空前之高，抱怨工作无意义、假装在工作无意义或许是一种“矫情”，但我们至少应该记住，一个能促进社会中大多数人福祉的职场环境可以是怎样的。

适度休息是人性使然

目标引领，使命驱动

经济人假说认为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甚至将人视作生产的机器。科学管理理论的拥护者吉尔布雷斯夫妇就提出适当休息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具有积极作用。随后的经济人假说和自我实现人假说认可了人对于尊重、社交、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除了工作赚钱，员工也渴望在工作中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希望能够体面地工作与休息。作为人，员工不能像机器一样持续工作，员工也需要适度的休息，增加与同事的交流。因此，摸鱼较工作更符合人的天性。但我们不能说上班儿摸鱼就是值得提倡的事情。

现实中大多数员工上班时间摸鱼有部分确实是工作累需要调整一下，但也有很多员工因为责任模糊，工作缺少压力，所以闲暇时间充裕；还有一部分员工恰恰相反，是因为工作过度饱和甚至超负荷，员工得不到喘息，只能通过摸鱼的方式拖慢工作进度，给自己争取一些休息时间；还有诸如：职场的不公平现象，投入产出严重失衡的时候，员工工作积极性就会降低，与此同时，摸鱼就是员工做出的一种自我调节。

对于摸鱼行为，与其粗暴的采取监视以及不切实际的KPI考核等监督惩罚手段，不如通过情利管理的手段进行正确的引导，通过尊重信任、结果导向、目标引领、强调公平、树立榜样等方式激发员工工作动机，引导员工主动调节个人行为，减少摸鱼，提高绩效。

参考资料：

[美]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集团.2022.

[美]埃伦·拉佩尔·谢尔.《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1.

[英]詹姆斯·苏兹曼.《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中信出版集团.2021.

[美]埃伦·拉佩尔·谢尔《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于未来》

[英]E.P.汤普森《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

36氪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轻人职场摸鱼报告》等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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