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真是凡尔赛文学原理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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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文·戈夫曼是美国社会学理论家，曾经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代表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精神病院》和《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

戈夫曼最初的专业是化学，他曾中断学业，搬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进入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制片工厂工作。在偶遇著名社会学家丹尼斯·让后，戈夫曼对社会学产生兴趣。转学至多伦多大学，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之后，戈夫曼进入芝加哥大学。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戈夫曼在1949年至1953年5月间搬到苏格兰昔德兰群岛中的安斯特岛，在岛上精神病院搜集民族志资料。1956年，戈夫曼将他在安斯特岛精神病院上搜集的田野资料整理、改写成《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本书成为他第一本社会学畅销书。在学术工作之外，戈夫曼热衷赌博，经常出入股票市场；他曾为了兴趣和民族志研究，而在拉斯维加斯当赌场经理。

戈夫曼的这本书正印证了当代人的自我调侃“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本书从戏剧的视角出发，探讨个体在日常情境中如何向他人呈现自己、如何引导和控制他人对自身形成印象，以及如何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

说到戏剧，想起曾经王佩瑜接受采访时，记者问她的一个问题：“你希望成为程蝶衣还是段小楼？”而王佩瑜当时的回答是：“在艺术成就上我希望成为程蝶衣，而在生活上，我更愿意成为段小楼。”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完美的回答。程蝶衣无法区分“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限，无法区分“戏目中的霸王”与“现实生活中的师兄”，活在痛苦的精神世界之中。而段小楼，却将工作、生活划清界限，舞台上，他有霸王的硬气与风范，而现实生活中，他有人性的软弱、无奈。在不同的“舞台上”，他有不同的“演出”。

戈夫曼将戏剧中的元素，如“互动”、“相遇”、“角色”、“表演”、“常规程序”运用、定义到日常生活之中。试图探讨人们用来维持印象的共同技术，以及使用这些技术相联系的共同偶然因素。

人并不是独立的存在于世间的，人的存在是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的。他在不同的关系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与每一个关系的互动，都会建立一种情境。在特定的情境中，人们会进行相应的印象管理，并按照一定的剧本进行演出，从而控制他人对其产生期待的印象。

当一个人扮演一种角色时，他必定期待着观众相信他所呈现的模样。但近年来，人设崩塌的现象不断出现。新京报书评在《从翟天临、蒋劲夫到江一燕，形象崩塌后留下了什么| 2019“人设”盘点》中提到：在当下的媒体社会，“人设”在普通生活交往范畴之外，成为一种吸金、吸流量的工具。因此而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因它而倒塌的闹剧也不会随着2019年的结束而终止。“人设”的走红，是以全景媒体社会为基础的，媒介的发达让一个人有可能全方位展现在大众面前。它其实是一种个体没有办法去抗拒的趋势，不管大家再怎么怀念过去，“形象产品”已经和创造出来的实际作品一样，拥有了价值。不是所有人设都能直接转化为价值，所以“扮演”成为了常态。

戈夫曼指出，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前台，“固定印象”随着它所引发的刻板形式的期待而变得制度化，它倾向于在此名义进行的工作之外，还具有一种意义和稳定性，前台变成了一种“集体表象”和自身独立的事实。

当个体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时，他的表演总是倾向于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涂尔干认为这是对共同体道德价值的表达性复原和重申。

个体在扮演着不统计角色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加强着这种社会价值观。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女生在男生面前故意拼错字母。这样一来“既让男性天生的优越感得到表现，也使女性地软弱角色得到了确认”，在这样的框架下，女性对其自身形象的建构也加强了社会的刻板印象。

在ME-TOO运动中，人们对于受害者有着“完美的想象”，她必须是朴素、纯净、保守、无知的。一旦受害者自身形象没有符合普通大众的道德要求，人们就会转而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身上。但同时，如今也出现对于这一种对“维持特定想象”的反抗，如“不完美的受害者”。女性正要求打破人们对于受害者“完美想象”。

突然想起在NGO时，有一位朋友在普及性别平等教育时讲到一个案例。在幼儿园里，小朋友午睡后，一般老师都会给女孩子梳头，而男孩子就会自动出去了。一般情况下老师会说“女生过来梳头”之类的话，而参加过他们培训的幼儿园老师改变了她以前的措辞，而会说：“有需要的小朋友过来梳头。”因为可能男生也有这样的需要。可能日常生活中微小的话语差别就能改变一些人对于性别的认知，让我们“刻板”的价值体系有所改变。

戈夫曼还提到，限制接触，保持社会距离等方式能使一个角色拥有“神秘感”，观众自然会对此维护一种敬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表演者声称自己有了神圣的身份和权力时，这个逻辑就开始生效了。因此，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塑造不仅仅是自我表演出来的，同时也是周围人的举动附加上去的，而周围人的表现也是通过对其身份的想象塑造的。

作者提到， 新闻界对于后台的坦白和暴露，始终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泛娱乐时代，许多节目在不断揭示后台，但如今后台也逐渐变成了前台。

就拿《奇葩说》来说，除了展现辩论场上的针锋相对之外，镜头的视角也会延伸到辩论场之外，去拍摄个人的内心独白，以及团队之间的相互协作。以此来表现选手的紧张、焦虑、自信、压力大等一系列情绪。而这样的后台也成为向观众“吐露心声”的前台。观众的“偷窥心理”得到了满足，但演员镜头独白的部分也存在表演的性质，不断地“向内挖掘、自我剖析”一方面消耗着辩手的情感，但同时也成为辩手“打动观众”、“拉回票数”、“重上热搜”的杀手锏。而，辩手“后台”部分那个真正的自我正在不断地压缩退却。

戈夫曼的这本书，自然不是教会我们如何辨别真实与虚伪，而是在试图呈现在不同的情境下人性的多元与复杂，也在提醒我们，当用单一的道德体系和思维逻辑去评价一个人时，很有可能会忽略掉“镜子的背面”。当我们惊叹“施暴者是一个老实人”时，我们其实是将在一种情境中形成的判断方式运用到另一种情境之中，而没有考虑特定情境之中的复杂情况，以及在那时那地，每一个人相应的角色、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与权力关系。

同时，想起在新闻采访中，面对人们所说出来的话，也要考虑他们说话的情境。大概人总是有“自我美化”和“自我合理化”的倾向，所以，对其保持“真诚的怀疑”，也多问问其他人，问问其他人与他的互动情况。比起个人的表演和话语，大概周边事物（比如后台的环境）能更好的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情况”，《垃圾之歌》里谈到家庭垃圾反映出来的家庭现实。有人调查年轻妈妈对于家中孩子的照顾情况，妈妈们的回答都是：照顾的很好。而调查员却在扔掉的垃圾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罐头。说明妈妈们倾向于给孩子喂罐头食品，而非亲自下厨做饭。因此，周围的环境可能会更好的表现“真实”。

戈夫曼所研究的更多的是“面对面”的社交行为。人们的外表、神情、举止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而在社交网络时代，随着独处时间、空间的减少，人无时不刻不再舞台之上，表演之中。人们一方面减少了面对面交流的需求，甚至出现“在场却不交流”的情况，另一方面，随时随地的微信群又快速将人们拉入“需要表演”的范畴。人们的表演需要在不同微信群之间快速切换。朋友圈分组也成了我们需要区隔的“前台”。当人无时不刻可以在网络空间与别人建立联系时，自身独处的时间也就大大的缩小，自我的对话和探索也在不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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