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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实践》序言

作者：米歇尔·德赛图

这篇文章是对使用者的使用方式所做的进一步研究的一部分，使用者一般都被认为是被动的，受既有规则的支配。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讨论这个难以把握的基本问题，不如说是使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换句话说，通过提问和假设，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条道路。如果能使日常实践--"运作方式"或做事的方式--不再仅仅被视为社会活动的模糊的背景，如果一系列的理论性问题、方法、概念和视角，通过进入这一模糊的背景，能够得到表述，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考察这类日常实践并不意味着回到个体。原子社会理论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被视为社会分析的历史公理，它假定存在着这样一个基本单元--个人，群体被认为建立在个人之上，并总是可以重新回到个人。这个公理一百多年来受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分析的挑战（虽然在历史上那也许算不上争议），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个公理也没有多大用处。分析表明，关系（一般是社会关系）决定着函数项，而不是相反，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各种相互冲突（通常是对立）决定着关系的相互作用。此外，目前我们关心的是运作的模式或行动的策略，而不是针对作为行为的驱动者或工具的主体（或人）。

这涉及到运作的逻辑，其模式可以追溯到鱼和昆虫用伪装或变形来躲避天敌这样古老的策略，不过在所有情况下，它都披上了目前在西方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理性形式的外衣。本书的目的就是把这一运作的综合体（les combinatories d'operations）--它也构成一种"文化"--描述出来，并且揭示使用者的特殊行为模式，而目前，使用者作为社会上受支配的团体这一地位（这个地位并不等于说他们是被动的或温顺的）被"消费者"这个委婉的说法掩盖了。日常生活通过以无数方式侵占他人的领地来创造自己。

01 消费者生产

既然这部作品既来自又超越了"大众文化"或边缘群体研究，日常实践的研究范围首先是通过否定来划定的，即必须避免把文化差异限定在那些与"反正统文化"相关的群体中--这些群体早就被单列出来，有时享受着特权，被吸收进了民间歌谣，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现象或标记。在阐述我们的研究时，有三个正面的限定特别重要。

使用或消费

许多往往很出色的作品试图一方面研究社会的符号，一方面研究社会的行为模式。从我们对这些社会现象的了解来看，要确定群体或个人是如何使用它们的，似乎有必要也有可能。比如，要分析电视上播放的图像（符号）和观看电视所花费的时间（行为），就需要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文化消费者用这些图像"制作"或"干"了什么。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城市空间的使用、超市中出售的商品、报纸上刊登的故事或传闻等。

这里所说的"制作"属于一种生产（poiesis），不过不是隐蔽的，因为它遍布"生产"系统（电视、城市发展、商业等）所定义和占据的所有领域，还因为这些系统的稳步扩张没有给"消费者"留下任何空间，以表明他们将用这些系统的产品制作或干什么。与规范合理的、既扩张又集中的、喧闹的、引人注目的生产相对，还有另外一种生产，被称为"消费"。后者是遮遮掩掩的、四处分散的，不过它在所有地方都暗示着自己的存在，静静地、几乎察觉不到，因为它不通过产品显示自己，而是通过使用产品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这些产品则是由主导经济秩序强加的。

比如，在西班牙殖民者"成功"地把他们的文化强加给土著印第安人的事情上，含混性从内部颠覆了他们的统治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印第安人虽然顺从甚至同意了西班牙人的征眼，对强加给他们的风习、符号、法律，却常常作出完全不同于殖民者的理解。他们颠覆殖民者的文化的方式，不是拒绝或改变，而是在使用这些文化的时候，赋予它们完全不同于他们被迫接受的体系的效果和所指。在那个公开同化他们的殖民体系中，他们是他者；他们在使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的时候，意识到了它的权力，对此他们无力反抗，他们没有离开这个秩序，却同时逃避了这个秩序。保持差异性的力量来自"消费"的过程。我们的社会里出现了类似的含混性，程度弱一些，主要来自"普通人"对"精英们"所传播和强加的文化的使用，是这些精英制造着语言。

符号的存在与流通（布道者、教育家和宣传家们告诉我们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没告诉我们对于使用者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分析那些并非制造者的使用者对它的运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出，符号的生产与其使用过程中暗含的第二生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别或相似。

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一差别。它的理论模式可以是这样的：运用已有的词汇和句法构造个人的言语。在语言学中，"运用"和"掌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这个行为（包括其中暗含的选择过程坏能简单地等同于对这门语言的了解。从言说理论出发--这是我们研究的课题--我们更强调说的行为，根据言说理论．说的行为处于语言学体系之中；并通过言说者，造成语言的挪用或重新挪用；它建立起一个与时间和空间相关的现在；它在位置和关系的网络中与他者（对话者）签定契约。言说行为的这四个特征，其它许多实践也有（行走、烹任等等）。这种并列关系至少指出存在着某种意图，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意图只具有部分合理性。这样的意图假定（就像上面谈到的印第安人），使用者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经济内部，做了（bricolent）无数细微的变形，来使之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规则。我们必须搞清这一复合行为的过程、基础、效果和可能性。

日常创造力的程序

我们研究的第二个课题可以用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来解释。在书中，福柯没有分析运行权力的机构（比如，可确定的、扩散的、压制的和合法的机构），而是分析了削弱这些机构的力量的机制（dispositifs），这些机制悄悄地重组了权力的职能：它们是一些运作着的"细小的"技术程序，包括许多细节，它们重新划分分散的空间，以使之成为概括性"规训"（surveillance）的工具。福柯的研究角度引出了其它一系列有待研究的新问题。不过，这一"权力的微物理"虽然是在"教育"中发现"压制"体系的，却还是把生产性机构（生产"规训"）放在第一位，并指出技术如何从舞台两侧无声地决定着机构里的舞台指示，或使之失败。如果"规训"网络真的在每一处都变得益发明显、扩大的话，那么就更要尽快地找出，整个社会是如何拒绝被压制进这一网络的，哪些常见程序（同样"细小的"、日常的）在使用着规训机制，只是为了回避它才服从它，以及对组织建立社会经济制度的无声过程来说，在消费者（或"被压迫者"？）一方有哪些"运作方式"成为它的对立因素。

这些"运作方式"构成了无数的实践，通过它们，使用者重新占领了由社会文化生产技术所布置的空间。它们立刻引出与福柯书中所研究的问题相似或相反的问题：相似，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发现和分析在技术统治结构中不断增加的微生物似的运作，并通过日常生活细节里包含的众多"策略"，来使它们的职能发生改变；相反，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去弄清楚等级的暴力如何转变为规训技术，而是要揭示那些早已被"规训"之网俘获的群体或个人，他们分散的。策略性的以及权宜性的创造力所采取的秘密形式。消费者的消费程序和策略被推到理想的限度后，构成了反规训的网络，这是本书的主题。

实践的形式结构

这些运作形式众多且零散，受环境和细节影响，藏匿于设施之中并成为设施的一部分，构成设施的使用模式，因此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机构。可以假定，这些运作遵循着一定的规则。换句话说，这些实践必定是合乎某种逻辑的。我们由此再次回到那个古老的问题：艺术是什么，或“”制作方式"是什么？从古希腊人到杜克海姆（Durkheim），人们一直试图精确地勾画出可以解释这些运作的复杂规则（绝非简单或"贫乏"的）。从这点看，"大众文化"和所有被称为"通俗"的著述倒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它们主要表现为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的"制作艺术"，比如组合型的或使用型的消费。这些实践包含一定比例的"通俗"性，一种投资于行动方式的思考方式，一种与使用艺术密不可分的组合艺术。

为了把握这些实践的形式结构，我用了两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更具有描述性，涉及的那些制作方式是根据是否对我的分析方法有用，以及是否包含区别明显的变化性而挑选出来的：读者的实践、与城市空间有关的实践、日常仪式的使用、通过"权威"重新使用或运用记忆--正是这使日常实践成为可能（或被允许），等等。此外，为描绘运作的复杂形式，我还尝试了两个相关的研究，一个专门讨论通过家庭活动对一个空间（里昂的棕十字区）的重组，另一个专门研究烹饪艺术的策略，烹饪把关系的网络、"加工"（ bricolage) 的诗意方式和对市场结构的重新使用同时组织到一起。

另外一组研究涉及科幻文学，它们也许为假想提供了材料，是这些假想使无意识思想中的逻辑得到认真对待。有三个领域引起了特别的兴趣。首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实际上历史学家（从考夫曼（E．Goffman）到布尔迪厄，从莫斯（Mauss）到代提昂（M．Detienne），从布瓦塞万（J．Boissevain）到劳曼（E．O．Laumann)建立起了关于这类实践--仪式与机变（修改）的混合、空间的使用、体系的操作者--的理论 。其次，在费什曼（J．Fishman）的著作的影响下，加芬克尔（H．Garfinkel）、拉波（W．Labov）、萨什（H．Sachs）、柴克洛夫（E．A．Schegloff）的人种方法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以及其它研究，描述了日常相互作用的程序，这些作用与日常言说所特有的预期、协商和即兴结构有关 。最后，在对"习俗"的符号学和哲学研究（从杜克莱（O．Ducrot）到列维斯（D．lewis） 之外，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哲学中的沉闷的形式逻辑及其延伸出来的领域，研究行为问题（封·赖特（G．H．vonWri咖）、丹图（A．C．Danto）、波恩斯坦（R，J．Berstein） 今时间问题（波里奥（A．N．Prior）、里舍（N．ReSCher）和尤古哈特（1．Utw） 和语态问题（尤格（G．E．Hwtes）、克莱斯威尔（M．J．CresSWell）、怀特（A．R．White） 。这些延伸领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机制，目的是把握普通语言里的细致的分层和弹性，及其对逻辑成分（行动的时间化、语态化、命令、判断等等）所做的近乎交响乐式的组合，这些逻辑成分的主要特性转而又受环境和形势需要的制约。像乔姆斯基对口语使用的研究一样，这一研究必须设法使日常实践重新获得逻辑和文化的合法性，至少在那些我们掌握了阐释所必需的武器的领域里--这些领域仍然相当有限。研究本身不断地使我们的逻辑陷人困境或混乱，我们的研究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其中的懊丧就像那位诗人感受到的，它也像他一样，与遗忘抗争："我忘记了由环境造成的偶然感受，沉着或匆忙、骄阳或寒冷、黎明或黄昏、草毒的味道或离弃的滋味、半懂不懂的口信、报纸的首页、电话里的声音、最给我安慰的谈话、完全不知道名字的男人和女人，所有言说。喧哗、经过、轻触和直面的事情。"

多数群体的边缘化这三项决定性的探索使我们对文化领域的研究成为可能，文化研究充满了探索性的盖然成分，并被更细致的追问打断，这些追问涉及到一些仍需证实的假设。这一类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运作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经济领域里消费的基本特征；同时，这类研究也要在那些挪用行为中寻找创造力的痕迹，在实践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地方，创造繁盛起来。

现在边缘化已不再限于少数群体，相反变成大规模的、扩散的了；这一没有生产者的文化的文化行为，是没有署名，无法解读，没有符号的行为，对购买支付那些花哨产品的人来说，却仍然是惟一可能的行为，正是通过它，创造性的经济显示自己。边缘化成了普遍现象。边缘群体现在成了沉默着的大多数。

这不等于说这个群体是由同一类人构成的。使产品得以重复使用的程序被一种强制性的语言连接在一起，此外，它们的运作还受到社会条件和权力关系的制约。面对电视上的画面，移居来的劳动者并不具有和普通市民一样的批判或创造的自由空间。在相同的领域，他获得的各种信息，经济条件和补偿都更少，这增加了欺骗。幻想和嘲笑。类似的策略作用于不同的权力关系上时，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区分产品体系在消费者领域里引发的”行动”或”战斗”（在军事意义上），以及在消费者实践他们”艺术”的环境里，留给消费者改造利用的各种空间。

因此，程序与它所处的力量领域之间的联系，必然导致对文化进行战争学的分析。像法律一样（这是它的模式之一），文化包含了冲突，并依次地赋予优势力量合法性，以便取代它和控制它。文化在紧张的通常是暴力的环境下发展，为此它提供了象征性的平衡。和平与妥协的契约，不过这些多多少少是暂时性的。消费的策略。弱者利用强者的聪明方式，也因此给日常实践增添了一层政治的内涵。

02 实践的策略

在研究过程中，消费者和生产机制的关系这张划分得过于整齐的图表，根据三点考虑分成许多方面，这三点是：寻找一个能够表达所收集的材料的问题；描述一些数量有限但被认为至关重要的实践（阅读、交谈、行走、居住、烹任等等）；把对这些日常活动的分析扩展到显然遵循另一种逻辑的科学领域。通过沿着这三个方向进行研究，失之过简的概括性陈述就能多少变得细致些。

轨道、策略与修辞

消费者–这些未被承认的创造者、自己行为的诗人、在工具理性主义的丛林中静静地开拓自己的道路的探险家，通过他们有意义的行为，画出了某种类似于德里奈（F．Deigny）发现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所画的”漫游曲线”（ lignes　d’ eere） ：即遵循自闭儿童自己的逻辑的”迂回”或”离途”的轨道。消费者活动在由专家统治、建构、书写和操作的空间，他们的轨道就像随意的句子、有些部分无法解读的穿越空间的道路。虽然使用的是现有语言中的词汇（来自电视、报纸、超市或博物馆的陈列品），虽然仍然遵守规定的语法形式（进度表的时间模式、空间性的词形变化顺序等等），消费者的轨道描绘出了有着另一类兴趣与欲望的策略，既不受其成长于其中的体系的制约，也不被它俘获。甚至统计学研究也忽视了这个轨道，因为统计研究满足于分类、计算、把”字符”放到表格中，虽然它由这些组成，但却不能简化为这些内容，而且，统计研究在做这些的时候，满足于使用自己现成的类别和分类方法。统计分析抓住了这些实践的材料，却没有抓住它们的形式；它能确定所用的成分，却无法确定通过修改（艺术般的创造）而得出的”句子”，以及把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的散漫性。这些因素存在于一般流通中，而且相当枯燥。统计研究把这些”有影响力的漫游”分割为统计研究的基本单元，根据自己的规则把分析伪结果加以重组，结果只能”发现”一致性。统计的权力存在于划分对象的能力，但正是由于这种解一析的分解法，使它看不到它所声称要探寻和表现的东西。

”轨道”暗示着运动，但也包括平面投影，一个变平的过程，一种改写。描绘行动的轨迹的时候，（眼睛能看到的）图表代替了实践，可以回溯的线（两个方向都可读）取代了不可以回溯的时间过程。为避免这种简单化，我在策略和战略之间做个区分。我把力量关系的算计称作”战略”，只有当一个意志或权力主体（产业主、公司、城市、科研机构）从”环境”中脱离出来，这种算计才有可能。战略默认存在着一个可以圈定为专有的（proper）的场所，从而为与不属于它的外部（竞争者、对手、”买主”、”靶子”、研究的”对象”）建立关系提供了基础。在这一战略模式上，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和科学的理性。

另一方面，我把既不建筑在”专有”之上（一个空间位置或机构），也不需要用边界线把他者区别为可见整体的算计称为”策略”。策略活动的空间属于他者。策略分散为许多碎片，进人他者的空间，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不完全接管这个空间，也无法远离这个空间。它并不拥有一个基地，在那里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扩张做准备，在尊重周围环境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专有”是空间对时间的胜利，策略则相反，由于它不拥有空间，因此它依赖于时间–它总是等待机遇，去抓住机遇的”翅膀”。无论它得到什么战利品，都不会保留。它必须不断地对事件进行加工，使其变为”机遇”。其中软弱的必须不断借助与其对立的异己力量。在异质因素能够被整合到一起的有利时刻，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在超级市场，家庭主妇要面对不同质的、易变的材料–她装进冰箱的东西、客人的口味、食欲、心情，最佳的选购，以及选购的物品是否能与家中已有的东西搭配等等）。不过，巧妙地整合这些给定因素时所采用的形式，不是话语，而是决定本身，是”捕捉”机遇的行动和方式。

许多日常实践（交谈、阅读、走动、购物、烹饪等等）属于策略，许多”运作方式”也属于策略：”弱者”对”强者”的胜利（无论强力是有权有势的人物，还是事物的暴力、或强加的秩序等等）、聪明的伎俩、知道怎样成功地逃避、”猎人的狡猾”、花招、多重伪装、快乐的发现，既是诗意的，也像战争。希腊人把这些”运作方式”称为metis。不过他们追溯得更远，一直追溯到植物和鱼在使用花招和模仿中表现出的古老智慧。从海洋的深处到现代都市的街道，这类策略都在继续，并永远存在。

在我们的社会，随着地区稳定被打破，社会似乎不再固定为界限分明的社团，策略也离开了轨道，结果消费者变成了流浪者，进人一个过于庞大、无法掌握的体系，同时这个体系又编织得过于紧密，使消费者无处逃避。不过，策略往体系中加人了布朗宁运动。策略同样显示出智慧在何种程度上与日常斗争和快乐密不可分，并表述这些斗争和快乐。战略则相反，用客观统计的外衣掩盖了自己与权力的关系，而正是权力从内部支撑它们，使它们牢牢地控制住自己”专有”的空间或机构。

修辞学为区分不同形式的策略提供了模型。这并不奇怪，因为一方面，修辞学描述了”转换”或借喻，语言在这里可以既是场所又是对象，另一方面，这些手法又与改变他人（观众）意志的手段有关（诱惑、劝说、利用）。由于这两个原因，修辞学作为”演说方式”的科学，为分析表演的日常模式提供了一系列图表模型，虽然这类分析在理论上是被排除于科学话语之外的。从实践语言的两个侧面生发出行为的两种逻辑（一为策略，一为战略）。在语言的领域（就像在游戏的领域），社会使行为的形式规则和区别它们的运作更清楚明确。从策略的角度看，在多如牛毛的研究言说或运作艺术的修辞著述中，诡辩学家占据着突出地位。古希腊修辞家克拉斯（Corax）说，诡辩术的原则是使处于弱势者显得处于强势。他们宣称可以利用特殊情况带来的机会，在强者面前扭转局势。此外，他们的理论把策略放到对理由与特殊行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加以仔细考察的悠久传统中。这一讨论环境和他人想法的逻辑传统从中国孙子的《孙子兵法》或阿拉伯诗集《诡计书》，一直走进了今天的社会语言学。

读、说、住、食，等等描绘日常实践这一并不转换为资金的生产，也就是说并不控制时间的生产，有一个出发点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现代文化与文化消费的”为数过多的”焦点，那就是阅读。从电视到报纸、从广告到各类商业形象，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像癌症一样疯长的视觉形象，所有东西的价值都取决于显示或被显示的能力，谈话也被转化为视觉过程。这是一种眼睛的史诗，阅读冲动的史诗。经济本身变成了”符号统治” ，鼓励阅读的过热增长。因此可以用更具普遍性的对应式：书写一阅读，来代替生产一消费这一两项组合。而且，对被认为是被动的消费者来说，阅读（图像或文本）似乎是被动性最大的发展，在”卖弄噱头的社会” 里，消费者被视为窥淫狂（无论是定居的还是流动的）。

相反，在现实中，阅读行为具有无声生产的全部特征：目光扫过页面，通过读者眼睛的移动使文本发生转换，根据一些词语立刻推断出或预期文本的涵义，以短促跳跃的方式测览写了字的空间。不过，既然不能贮存（除非抄写或录制），读者无法防止时间的侵蚀（在阅读的时候，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读了什么），要么就把客体（书或图像）买下来，但它们不过是在阅读中”失去”的时间的替代品（足迹或许诺）。读者在他人的文本中加人愉悦和挪用的策略：他侵犯文本，进入它，像体内的咕噜声一样，在文本中分为数个自我。策略、隐喻、安置，这些生产同样属于记忆的”创造”。词语成为无声历史的宣泄或产品。可读的内容自己转换为可记忆的内容：巴特在斯汤达的文本中阅读普鲁斯特；读者在晚间新闻中阅读他童年时的风景。作品的薄薄的纸页成为岩层的移动、空间的游戏。一个不同的世界（读者的）滑入作者的空间。

这一变化使文本变成了可以居住的空间，就像一个出租的公寓。过客通过暂时借住把个人的财产融人这个空间。租客的活动和记忆修饰了公寓，使它发生显著的变化；说话者也是这样，既向语言中加入他们的方言，也通过口音、通过自己的”句法变化”等，加人自己的历史；还有行人，让大街成为充满他们的欲望和目的的森林。社会符号的使用者以同样方式，把符号转变为符合自己需求的隐喻和省略。统治秩序支持这些不可胜数的生产活动，却没有同时向资产者指出这一创造力（就像那些”老板”，就是不能看出自己的公司内部正在生产着什么东西）。如果发展到极致，这一秩序可以等同于过去音步和节奏．规则对诗人具有的意义：激发新发现的限制体系，即席创作所利用的一套规则。

阅读因此引入了一门绝非被动的”艺术”。它更像中世纪诗人和罗曼司作者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观：向文本甚至传统术语中注入新的内容。作为现代战略的一种（现代把创造等同于个人语言的创新，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科学语言），当代消费过程似乎构成了一门精细的”承租人”艺术，他知道如何把自己无数的差异融合进占主导地位的文本。在中世纪，文本被四种或七种阐释包围，被认为容易受到这些阐释的影响。它只是一本书。今天，文本不再来自传统。它是由那一代技术统治的生产者强加的。它不再是一本参考性的书，而是被做成书的整个社会，做成没有具体作者的生产规律的书。

把读者的艺术与其他艺术做一下比较还是会有收获的。比如，对话主义者的艺术；日常对话中的修辞包括改变”说话的环境”。语言的生产–在这里言说位置的交错织成了一张不属于任何个人的言说之网，生产了对话，但对话不属于任何人。把”日常事务”和不可避免的事件变得”适合居住”是一门艺术，对话是妨熟掌握了这门艺术后的暂时性的综合结果。

不过，我们的研究首先集中于空间的使用、常去一个空间或住在那里的方式、烹饪艺术的复杂程序，以及在强加给个人的环境中建立一种可靠性的多种方式，换句话说，通过向其中加人目的和欲望的多重变化，使环境变得适于居住–一种使用和享用的艺术。

（戴从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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