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俄国的复兴

乐观主义并不排除适度的现实主义，两者相辅相成。 #生活乐趣# #乐观主义#

　　Alexander Deyneka作品《系头巾的女运动员》（1950年代） 　　Alexander Laktionov作品《拜访祖母》（1930） 　　Sergey Luchishkin作品《在迪纳摩体育场游行》（1936-1976）

作为俄罗斯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拥趸正试图恢复其往日的荣光。而今，相关艺术品已经吸引了部分亿万富翁收藏家的注意，也开始出现在著名展览中。一些人依然留有疑问：斯大林时期的官方风格是否能够越过历史继续前行？

乔伊·纽梅耶

（Joy Neumeyer）

这是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个展览开幕式。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一边小口地品尝着马卡龙、啜着香槟，一边凝视着面前的画布。

“这是一次真正的突破。”一位艺术家说。

“效果振聋发聩。”塔蒂阿纳·马克那在俄罗斯《商业日报》上撰文指出。

激起这些兴奋之论的不是脱颖而出的艺术天分，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种80年前由斯大林倡导的艺术风格，它曾经一度主导了周边国家的艺术景观。

当整个东欧都在热火朝天地拆除列宁塑像时，懂行的西方藏家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雷蒙德·约翰逊（Raymond Johnson），迅速以白菜价收购了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画作。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品是一种行将消失的文明留下来的让人尴尬的遗产。这种风格因“刻奇”而被一笔勾销，大批量该风格的招贴画和冰箱贴被兜售给游客。

在过去的几年里，风水又转回来了。两名俄罗斯寡头商人致力于收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他们于去年末今年初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名为“苏联艺术、苏联体育”（Soviet Art Soviet Sport）的展览，掀起了艺术界的波澜。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价格也日渐抬头。2010年，Yuri Pimenov的《欢庆五一劳动节》（First of May Celebration）在伦敦苏富比卖了150万英镑，是目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作的最高纪录。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拥趸正试图恢复他们心中该艺术风格在俄罗斯艺术史上应有的地位。但是这种斯大林主义美学也面临着棘手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如收藏家们看待的那样，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可能，却不公地被铁幕夺去了光彩？或者它仅仅是一种宣传手段，是注定要被历史翻过的一页？

怀旧的中年富豪

“苏联艺术、苏联体育”展览中的焦点是阿列克谢·阿纳尼耶夫（Alexei Ananyev），他仪表堂堂，留着一把大胡子，他是IT巨头和Promsvyazbank银行主席。这场展览是他的主意。

阿纳尼耶夫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俄罗斯风格的历史传承，是对19世纪列宾等诸位大师传统的继承。“俄罗斯有着长达一个世纪的学院传统，幸运的是这种艺术传统在艺术家间代代相传，从未间断。”阿纳尼耶夫说。他站在一幅斯大林时期的国防委员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的巨幅油画前，画上伏罗希洛夫正在林间愉快地滑雪。

这位新俄罗斯亿万富翁怀揣一腔热情赞助、保护艺术。阿纳尼耶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品收藏领域的对手是安德烈·费拉托夫（Andrei Filatov），运输业大亨和国际象棋发烧友。2012年，费拉托夫成立了费拉托夫家族艺术基金，旨在收藏和展示苏联现实主义艺术。

费拉托夫基金目前藏有大约150件作品，包括尼古拉·费辛的肖像画和维拉·穆欣娜的著名雕塑《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去年冬天，基金会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波普科夫作品展，这是费拉托夫最心爱的艺术家。这场展览巡回至威尼斯，5月20日又来到伦敦萨摩赛特宫与公众见面。

“富有的收藏家已经做好资助这种艺术的准备，也做好了向公众展示它们而不是独自享有的准备。”莫斯科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战后油画部负责人娜塔莉亚·亚力山德洛娃说。

阿纳尼耶夫49岁，费拉托夫42岁。对二人来说，现实主义既是他们的青春回忆——阿纳尼耶夫曾是一名艺术生——也是艺术应有的面貌。阿纳尼耶夫认为，现实主义绘画中的“情感”，将其与艺术领域的其他现代运动——如超级写实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后者，他评价其“对色彩的把握和绘画的技巧非常高超，但唯独没有灵魂”。关于概念艺术，他则认为太过理性化。“真正的艺术不需要阐释。”他说。

这里也有简单的怀旧。苏富比俄罗斯绘画部总监弗朗西斯·阿斯奎斯称，俄罗斯和原独联体国家的藏家对描绘国内场景的艺术品情有独钟。最近拍卖的画作中有一幅亚历山大·拉蒂奥诺夫(Alexander Laktionov)的《拜访祖母》,画的是两个小朋友和一只玩具猴子在一间洒满阳光的公寓里。“这幅画作收到的回应非常特别。”阿斯奎斯说。最终它以40万美元成交，是预期价格的两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除了试图把各种理念和教条的东西塞进艺术外一无是处。”英国批评家赫伯特·里德曾经这样评论。

在过去20年中，西方收藏机构如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雷蒙德·约翰逊俄罗斯艺术博物馆和德国科隆的路德维希博物馆，已经开始扭转里德的阐释，它们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置于伟大的俄罗斯绘画传统中。近四五年，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兴趣在前苏联地区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戴着枷锁舞蹈”

苏联在1932年确立了艺术领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年后，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又确定了它的原则。规则非常明确：苏联艺术为工人阶级服务并以工人阶级和理想化的日常生活为描绘对象。它代表无产阶级（绝无布尔乔亚成分），并阐释发展了党的路线。自此，《黑方块》（由卡济米尔·马列维奇于1929年创作）们出局了，肌肉发达的工人形象扑面而来。跟不上潮流的艺术家们被历史扫地出门。

但对某些艺术家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创作的延伸。现实主义画家如伊萨克·布罗斯基（Isaak Brodsky）和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Alexander Gerasimov）——斯大林最爱的艺术家，为斯大林创作了他最广为人知的肖像——继续用他们在革命前就已经成熟的风格进行创作，并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资金支持。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一大批艺术家开始开拓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形式。素朴风格（Severe Style）用人性主义刺穿了官方艺术的乌托邦铠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似乎逐渐走到了尽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大的奇迹之一，阿斯奎斯指出，就是它的存在。当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西方被抛弃的时候，苏联动用了大量的资源去支持传统的风景和肖像画家创作。

“通常对于这些作品有一个假设，就是它们技巧上非常呆板，”阿斯奎斯说，毕竟它们是一个重量不重质的政权的产物。“但是经过进一步的细察，你就会看到其中惊人的胆魄和力度。它是一种非常具有可塑性的风格。”

阿纳尼耶夫的藏品中较为精彩的一件是格奥尔基·尼斯基（Georgy Nissky）1930年代创作的《跳伞》。它的主题——“苏联人民征服天空”，牢牢地遵循官方的话语。尼斯基的创作基调是令人愉快的：低矮的地平线处是一群坐在拖拉机上的男女，他们头上蔚蓝的天空中横贯着一顶降落伞，一朵飘过的云在画面上投下一大片影子。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杰出的大师之一是亚历山大·杰伊涅卡（Alexander Deyneka），他笔下性感的裸体超越了这个国家的无性形象。在上世纪60年代，波普科夫又开始了色彩试验，还有打动人心的俄罗斯风景。不幸的是，他的事业在1974年终止了。因被误认为抢匪，他被一名运钞车司机枪杀，年仅42岁。

苏联所有画家在创作时，都无法摆脱萦绕左右的官僚主义。大多数画家被委以对中央委员会歌功颂德的任务。伊萨克·布罗斯基画的正在滑雪的伏罗希洛夫是一幅纪念碑式的画作，它可以是任何运动场景，田园诗式的背景设定是为了向荷兰大师们致敬。但这幅画创作于1937年，是斯大林大清洗行动的高峰，伏罗希洛夫亲手签署了上千个死刑执行命令。艺术家在三周狂躁的情绪中完成了这幅画，苦恼于到底给这位军队领导人戴一顶皮帽子还是普通帽子（他最终选择了后者）。能否找到对的画法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一些画廊对这笔复杂的遗产敬而远之。这个夏天在萨摩赛特宫举办的波普科夫展，举办地点原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后者去年秋天毁约并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这场展览“不符合程序要求”。

了解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压力，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欣赏艺术家是如何“戴着枷锁舞蹈”的。阿斯奎斯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比较:“它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跟日常生活不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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